文章来源：新京报；作者：兰德尔·柯林斯

为什么辛辛苦苦读了四年本科，等到工作却觉得什么都得从头学起？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工家庭不愿让孩子读大学，寒门越来越难出贵子？既然从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对日后的工作并无太大影响，那大学教育还有用吗？

这些问题看似非常之中国式，但事实却是，很多西方国家都在某些历史阶段，遭遇了同样的问题。高等教育与工作职业之间，看似是无比紧密的上下游关系；但无论是很多企业还是求职者，早已不再执着于“专业对口”这样的神话故事了。不过更奇怪的是，哪怕从业界到教育界，都不再对大学“作为职业培训基地”的可行性抱有幻想，但“教育-职业”的迷思依然犹如宗教信仰一般，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这似乎成了一个比“大学教育究竟有没有用”这一问题本身更难索解的难题。

兰德尔·柯林斯于1979年出版的《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虽然距今已近40年，但其结论却依然历久弥新，特别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残酷真相：教育看似增强，但实则却阻碍了社会流动，并借由“政治工作（闲职）-技术工作”、文化通货等理论概念，捅破了文凭表面光鲜亮丽、内里却不名一文的那层窗户纸，在将近40年前，就回答了那个困惑我们许久的问题——文凭，为什么越来越不值钱？

从技术训练走向文化通货

在柯林斯看来，大学可以提供职业教育所需的必备技能，无疑是大学教育的最大神话：学生们在大学中学习了大量与未来工作无关的知识，而那些所谓“实用”的内容，多半也赶不上工业界、企业界日新月异的发展。柯林斯所拆解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将学校视作为职场提供“技术管制功能”祛魅。

但是既然学校无法提供真正实用的技术人才，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包括企业）对学校乃至文凭趋之若鹜呢？柯林斯认为，劳动可以被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劳动，比如种地、制造业工人；另一种则是政治劳动，比如投行咨询、或是一般大企业的管理层——前者生产财富，我们经常将其称之为实业；后者分配财富，一般不直接创造价值。政治劳动因为主管分配，所以其实越来越趋向于“闲职”（sinecure sector）；而随着体力劳动被机械化生产所代替，劳动市场上的“闲职”也越来越多。文凭则是帮助雇主区分“政治劳动者”与“生产劳动者”的重要手段。

那么，为何要用文凭来区分两者呢？作者通过对医生、律师和建筑师这三类工作的历史社会学考察，发现文凭所代表的往往不是生产型的技能，而是政治型的“文化通货”——从大趋势上看，任何时代凡是取得较高文凭的人，大多数具有较好的家庭背景、较为强烈的受教育欲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及足以支撑脱产教育的经济条件。

这些人的属性，完全符合“闲职”的要求。就这样，文凭帮助雇主在雇佣“闲职”人员时进行区分。比如，投行的工作并非要求雇员精通经济学或金融——顶级投行往往更倾向于家世良好、名校毕业的学生，因为这意味着学生（及其父母）较广的关系网，也有利于企业对外的整体形象——这些内容，招聘者往往很难直接问出口，或是提问的时间成本太高；而一张文凭往往就能解答所有此类问题。

这种社会建构下的文凭，其实代表了一种“文化通货”。“文化通货”虽然叫“通货”，但并不是金钱，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货币——往好的方面可以理解成“腹有诗书气自华”，往坏的方面或许就是金钱的“文化”外衣。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往往更有意愿，也更有余力在孩子的教育上投资。这些孩子上得起补习班，学得起钢琴课，父母更愿意他们能读大学，而不是希望他们在初中或是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挣钱，哪怕父母也知道如今的大学生早已不再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天之骄子”，但他们还是希望把孩子们送入大学——因为最高学历将会决定孩子日后更可能是从事“生产工作”还是“政治工作”——文凭，就是这种文化通货的最直接体现，也是一个人家庭背景的最直接体现。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高等教育不仅没有像其一直所宣扬的那样，促进社会流动，给予家贫者以摆脱其本身社会阶层的契机。相反，一旦学校-职场这架机器进入正式运转中之后，文凭越来越会变成阻碍社会流动的堤坝——因为与文凭更相关的，往往不是实际的能力与技术，而是教育资源的倾斜、父母家庭的背景……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十年来“寒门难出贵子”“新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重要原因。

教育社会学脉络中的柯林斯

柯林斯的《文凭社会》看似论证惊世骇俗，结论耸人听闻，但其背后有深刻的学理脉络。

首先，本书所诞生的上世纪70年代，正是帕森斯所主导的“功能论”在北美社会学界节节败退之时。在哈佛大学，对这种具有意识形态调和色彩的功能主义进行批判，简直成了某种社会学的政治正确。而柯林斯此书，正是在这一大环境下诞生的：社会学家不再把教育视为某种社会功能的组成部分，而是将之放在阶级冲突的框架内予以理解。所以，在柯林斯看来，文凭所代表的高等教育，不仅无法提供社会流动，无法为企业提供在技术层面上的有用人才；相反它成了利益阶层手中的工具，完全且彻底、但又无比义正辞严地将无力负担高成本教育的人群拒之门外。

其次，《文凭社会》也受到了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重要影响。彼时，布尔迪厄与帕斯隆的《再生产：教育、社会、文化》（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刚于1977年推出英译本；虽然其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概念要到上世纪80年代才渐趋成熟，但其核心理念已然显露无疑。柯林斯的“文化通货”无疑深受法国理论启发（柯林斯也把布尔迪厄的《继承人》和《再生产》两书列入参考文献）。此外，《再生产》中布尔迪厄认为现代社会的当权者更倾向于运用“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而非“物理暴力”（physical violence）来维持其统治地位——这与柯林斯的政治劳动、生产劳动的概念划分高度相似，甚至我们也可以把文凭理解成布尔迪厄“符号暴力”的一种另类形式。

从更加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自鲍尔斯和金提斯1976年出版《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之后，北美学界的批判教育社会学开始崛起。《文凭社会》也是在这一波浪潮之中崭露头角。柯林斯在本书之后，转向微观社会学、冲突社会学，之后更是提出旨在打通社会学微观宏观壁垒的“互动仪式链”，其研究重心从教育社会学上转移。但当《文凭社会》出版20多年后，《教育社会学手册》（2000）和《智识城市的未来：变革中的美国大学》（2002）等书计划出版时，两书主编全都邀请了已经告别教育社会学多年的柯林斯，来重新撰写关于教育比较历史视角和“文凭通货膨胀”的文章，由此也可见柯林斯《文凭社会》一书在教育社会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最后，必须要强调的是，柯林斯并未完全否定教育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他在本书第一章就强调，初级教育（如扫盲）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显著。这与之后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所认为的“教育等因素并不能导致经济增长，教育就是经济增长本身”不谋而合。虽然分属不同学科，各自的学科脉络也完全不同，但两位优秀的学者却从关联议题的不同角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对我们的启示

“中产焦虑”是近年来最为热门的话题，而教育则无疑是中产焦虑的重灾区。教育投资从学钢琴、学芭蕾、学高尔夫，到一掷千金购置学区房，学校从面试学生发展到面试家长，“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幼儿园入园排队抢号、小学入学求人送礼……

这些种种社会怪现象看起来相当荒谬，但如果以文化通货的视角来看，却又异常合理。对中产家庭来说，教育的战争是一场“不参与，即出局”的多轮博弈——他们无法像贫困家庭那样因“力不从心”而“自暴自弃”，但也无法像钟鸣鼎食之家那样“花得起”“输得起”。中产家庭时刻要面临阶级滑落的心理危机，只能通过对于文化通货的投资，来保证孩子取得一纸文凭，得以在高度竞争的社会中不要掉队，希望可以通过自己有限的经济资本，来尽量撬动孩子教育上的文化杠杆，换取最划算的文化通货，让孩子在“政治职位”的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文凭社会，也与美国类似，走向了“文凭通货膨胀”的极端——博士一走廊，硕士一礼堂，学士一操场——学历的通货膨胀，已然带来了文化通货的泡沫破碎，博士、硕士的含金量大大贬值，这也逆向助长了很多扭曲的学术行为（如抄袭、注水），同时也使得教育在社会评价体系中每况愈下。虽然很多人文教授不得不祭出“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文科）无用之有用”——但很可惜，如果高等教育只能仰仗这种名为反功利主义、实为保住饭碗的防御性言辞来维系自身尊严的话，那无疑将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虚无与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