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的欧洲议会选举海报上，欧盟旗帜“糊”住了特朗普的脸，上面还写着“这一次，我注册，我投票”，意在表明欧洲对美国的不满。|视觉中国

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欧洲人一直难以接受他的对抗风格和多项政策。从关税加码、到退出伊核协议和气候变化《巴黎协议》，再到称欧盟为敌人，二战后，还没有哪位美国总统如此远离欧洲，甚至逐渐敌视欧洲。早些时候，许多欧洲领导人曾试图与特朗普建立良好关系，希望借用私交有助于平息大西洋联盟日益动荡的局面。

然而，近几个月来，欧洲各国政府的论调陡然发生变化。今年8月，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在一篇非外交性质的专栏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顾虑，认为自己的国家不能坐等美国总统任期结束，并呼吁建立一个主权强大的欧洲，以回应特朗普的敌意。马克龙也曾在年度大使会议演讲中表达了类似观点。他以美国前总统杰克逊的外交遗产为例，警告他的外交幕僚不要把特朗普的成功看作一时侥幸，要重新考虑欧洲自身的战略重点，因为美国现在越来越不惧于大西洋彼岸盟友的束缚。谈到大西洋两岸的关系时，欧洲人不能再沉迷于怀旧。只有像特朗普这种直截了当、不带感情色彩的人物，才能让欧洲人意识到这种新变化。欧洲战略自治是趋势变动的要求，但对于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追随美国领导的欧洲大陆来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美国“脱缰野马”的态势将会持续下去

美国从欧洲转向亚洲并非始于特朗普。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减少了75%，这表明欧洲之于美国安全利益的重要性有所降低。跨大西洋关系中持续存在紧张态势，其原因为：首先，这与权力不平衡有关，美国人对欧洲缺乏国防投资感到失望，他们不认为欧洲大陆是一个可靠的盟友；其次，欧洲人憎恨美国的单边主义，漠视他们的政策关切。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不再被激怒宿敌的担忧所阻碍。

美国也越来越愿意采取单边行动，欧洲人预计会接受这一点。在克林顿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无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反对，领导了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空袭。美国总统小布什选择不批准《京都议定书》时，并不理会欧洲的抗议。尽管法国（和德国一起）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带头反对伊拉克战争，甚至威胁要动用否决权，但华盛顿方面仍然采取了行动。在第一个任期内，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核心战略是转向亚洲，这种转向表明美国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核心不再是欧洲大陆。

奥巴马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重申他对美国失衡的看法。因为法国和英国未能参与利比亚冲突后的政治重建，他感到十分沮丧，将欧洲人称为“搭便车者”。他的首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也持同样观点，“美国国会和整个美国政治体系的耐心将会越来越小，为了那些显然不愿投入必要资源的国家而花费越来越宝贵的资金……”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遵循了美国脱离欧洲的思维。他通过成功利用域外制裁迫使欧洲企业在伊朗和俄罗斯问题上屈服等手段，暴露出欧洲的弱点，坦率地说，暴露了欧洲的伪善。此外，在叙利亚等关键的国际危机上，欧洲人的反应大多是恳求美国介入。叙利亚对欧洲安全的影响远比带给美国的影响要更直接。因此，特朗普对欧洲的外交政策是一种趋势的延续，这种趋势始于冷战结束之后。

一个自治的欧洲将令华盛顿得到何种福利

美国领导人不应该对欧洲单独行动感到担心。也许一个更加自治的欧洲会给未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带来一些麻烦，但同时也会让华盛顿颇有收益。政治方面，不平衡的防务关系已经激起了美国选民的不满，他们难以理解为什么富裕的欧洲国家必须依赖美国来保卫安全；更重要的是，随着美国将资源转向与俄罗斯和其他大国的竞争中，欧洲可能有助于全球安全和经济平衡。

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引导欧洲走向正确方向，确保欧洲人仍然是美国全球议程的一部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与法国前总统戴高乐之间动荡的关系可视为一种激励。二战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是一个复杂的盟友。1966年，他从北约军事指挥部撤出，使北约总部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并公开批评美国的越南政策。

然而，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戴高乐从未动摇过对华盛顿的支持。他曾宣称，他不需要看到美国大使提供的苏联导弹的证据。1960年，法国首次测试了其核威慑力量，这最初让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感到不安，他们担心这将标志着与北约的脱钩。然而，正是得益于戴高乐的自主外交政策，才为美国未来的外交胜利打开了大门。正如一位法国前外交部长所说：对美国来说，法国是朋友，但不是盟友。

除了建立一个自治的欧洲，别无选择。一个完整、自由、和平的欧洲意味着一个能够在世界舞台上自谋生路的欧洲。如果一个实力较弱、分裂的欧洲过于依赖美国，而对欧洲的担忧较少，它将无法抵御即将到来的地缘政治竞争风暴。更大的欧洲自治权将不可避免地改变跨大西洋联盟。毫无疑问会有分歧，但要确保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以及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平衡，付出的代价很小。

为了防止欧洲将安全保护伞的希望转向俄罗斯，从而导致欧洲出现不正常的自治，华盛顿不得不支持并鼓励欧洲沿着正确方向实现自治。毕竟，欧洲的战略自治并不是为了制衡美国，而是投资于自身安全和跨大西洋联盟的安全需求。当然，欧洲必须克服内部分歧，同时应对日益增长的民粹主义所带来的政治挑战，并与美国合作应对共同威胁，这绝非易事。尽管存在分歧，但双方领导人都应保持信心，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约束力要远远大于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