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赵启正和美国著名宗教领袖路易•帕罗（Luis Palau）合著的《江边对话——一位无神论者和一位基督教徒的友好交流》曾在海内外引起空前轰动。这本书根据两人在北京、上海黄浦江边三次对话内容汇编而成。赵启正和帕罗从《圣经》《论语》聊到科学与宗教、社会进步与宗教的关系，他们虽然信仰不同、国籍不同、背景不同，却能进行毫无隔阂的对话。这场智者之间的交流与反思堪称中外交往的成功典范。赵启正曾在序言中表示：“我不指望读者能赞同本书的多少观点，但我希望读者能赞同我们两人对话的态度。”

这种不畏惧、不避讳，坦诚交流、彼此尊重的态度也完全可以运用到国与国的交往中。在外交外事系统积累了丰富经验的赵启正深切地感受到：中美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认识误区和误解，但完全可以通过双方加强对话沟通、冷静处理分歧来化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美国不必畏惧、不应歪曲，因为一个发展的中国将使美国同样获益。

初尝中美科技合作的“甜头”

采访组：您原来是学核物理的，最开始如何接触到美国？对美国的认知又是怎样的？

赵启正：中美建交之初，我是一名高级工程师。当时美国是国际上核物理研究最发达的国家，所以我对美国的了解最初就是通过阅读他们的科技文献开始的，了解到美国是个科技强国。中美建交后，我得到了和美国科学技术界交流的机会。我在上海广播器材厂工作期间，研发出了彩色摄像机里面的一个关键器件，即偏转聚焦系统。这个器件此前一直依赖进口，而且只有少数国家能生产卖给我们。虽然我攻克了研发，但却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性能指标很高，国内还没有一家能够进行品质鉴定的机构。幸而当时中美之间已经可以互相访问，所以在1981年，我得以访问了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和安培公司（Ampex）。美方对我的产品做了鉴定，证明其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甚至还有某些突破——这就是国际交流带来的好处！由原来的文献交流变成科技工作者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最后还实现了双方互利共赢：他们的设备弥补了我们的不足，而我们的产品不但能够解决本国自用，还能够出口，因为质量好、价钱便宜，也使美国得到一些好处。所以，我最早是从技术人员的角度，体会到了中美建交对两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

采访组：您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看到的美国和想象中的有什么异同？

赵启正：在中美建交之前，即使是电影、电视上也很少看到美国。我第一次到美国时，看到那里的高速公路、高架桥、超市，还有自助餐厅……当时在中国都没有的，我们那时到食堂吃饭还要用粮票呢。我感觉到那时两国的差距是很大的。但是对我们也是一种“刺激”，美国能做好，我们也能做好。现在再去美国，我发现他们的高速公路没有我们的那么平整通畅，他们的立交桥没有我们的那么宽大，造型也没我们复杂。中国和美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已经大幅缩小，甚至我们在高铁等方面还有所超越，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高科技已经全面赶超美国，总体上我们和他们还有差距。

采访组：美国对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开放、合作态度是否也经历过一些波折？

赵启正：实际上，在中美建交前后的最初几年，在科技领域美国对中国采取了遏制的政策。例如，在核电方面，中美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合作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国都展开了核电站设计建造等合作，但就是没有美国。美国国会禁止西屋公司等几家大的核电公司与中国合作，但这实际上有损中美两国的利益。

美国国内曾经出现一股反核电倾向，有些地区的居民不赞成在其住所附近建造核电站，因此有些核电公司的设计虽然已经进行了一半，但是不能落实；已经制造了一些设备，但也不能使用。后来，美国发现中国和世界各国都合作，唯独美国无法参与其中，很吃亏，终于转而愿意合作，而且拿出最好的却不能在美国实践的设计方案与中国合作。这就是双赢的合作：中国可以接触到美国的设计，获得了技术上的捷径，并在中国工程师的参与和试验下进行改造；美国则获得了经济效益上的收获，这种合作在美国工业界得到广泛认可。所以，中美就“最惠国待遇”进行磋商时，美国国内凡是和中国有过合作的大公司都举双手赞成。因为中国在享受了“最惠国待遇”后，对美国也大有好处。

“浦东赵”感受美国的复杂性

采访组：90年代您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浦东新区首任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等职务，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浦东赵”。在浦东开发建设的过程中，是否有些和美国人打交道的有意思的故事？

赵启正：这一时期我和美国有大量的接触，并从中体会到美国的复杂性。美国并非全然上下一致，政府、企业和国民对中国的态度也是不一致的。在浦东开发初期，大量的美国人，特别是美国政界领袖、跨国企业总裁来到浦东，我在接触中发现美国人对浦东开发的看法很不一致。

1994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到访浦东，我向他展示浦东规划的模型，拿着激光笔告诉他哪里要建摩天大楼，哪里要建公园。那时的激光笔是个大块头，还没普及，老布什指着它对我说，这个高科技的东西他见过，鲍威尔将军向他汇报海湾战争局势时，也是拿着激光笔指来指去。我说，“有重要区别。鲍威尔将军的激光笔指到哪里，哪里就被轰炸了，而我的笔点到哪里，哪里的高楼就建起来了。”老布什点头道：“高科技可以用于战争，也可以用于和平。”他非常看好浦东发展的前景，临别前还说：“如果我再年轻几岁，我也要来浦东投资。” 

采访组：基辛格也来过浦东很多次，您和他有接触吗？

赵启正：基辛格卸任国务卿之后，曾担任过几个跨国公司的中国问题顾问，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形势和投资环境仍十分关心。他只要来中国，往往要抽空到访上海，我和他经常见面交流。在浦东新区初建期，西方舆论对于浦东乃至中国的发展褒贬不一，但基辛格多次对我说：“西方报纸说你们的浦东开发只是一句口号，你们中国只是做个姿态，只是一种政治宣传。但我看了浦东的规划，觉得你们是实际行动，不是空话。”若干年后，基辛格在见我时总要得意地说：“你看，我当时说对了吧？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一句口号！” 

不过，也不是所有大人物的理解都正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是著名的货币学家，他90年代也到上海来过，说浦东就是“波将金村”，意指中国弄虚作假。弗里德曼很有学问，但是他看得懂货币，却看不懂中国，看不懂浦东，看不懂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更难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很想请他回来看一看，可惜他去世了。不过他的传记助手曾说，如果老先生还在世，他会改变当初的判断。

我在上海期间还接触了大量的美国企业家，比如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公司的高管，他们都非常看好上海的商业市场，事实证明进驻上海也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商业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企业家比政治家、国会议员更懂中国。

我始终认为美国是个复杂的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是多样的。某一种言论并不能代表美国全部的看法。现在中美之间存在矛盾分歧，但我们要看到美国国内并非铁板一块，我们有机会也需要向美国说明中国，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说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等。

发挥公共外交作用，向世界说明中国

采访组：您长期以来被誉为我国“第一新闻官”，您觉得怎样才能向美国更好地说明中国呢？ 

赵启正：我们和美国的交往是多渠道的。除了国家层面的政府外交外，还有城市外交、民间外交，或者说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外交，即政府和公众（包括社会组织、企业、媒体和个人等等），从各自角度，向外国公众（包括公职人员）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回答关于本国的问题，同时了解对方的国际交流活动。我觉得中美之间的公共外交已经开始进行了并且有足够深度，但还要继续做下去。

采访组：上海在这方面是否起到了比较好的带头作用？

赵启正：上海是全国第一个成立公共外交协会的城市。上海的开放包容和舒适便捷吸引了大批外国人前来生活工作。每一个和外国人接触的上海居民都有责任展现良好的中国形象。有一次，基辛格告诉我他某天中午躲过了警卫，自己上南京路逛去了。他说看到马路上的人都面带微笑，像佛的微笑，印象太好了。微笑象征着友谊，即使不会英文，也可以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 

采访组：在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方面，我们还能做什么？ 

赵启正：任何一个国家的形象，都由几个因素构成。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实际国情。大清帝国虽经历了康乾盛世，但终因封建统治阶级的夜郎自大而闭关锁国，走向衰亡。而现在的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蒸蒸日上，我们对自己的形象应充满信心。

第二，是传播媒介。其中，专业媒体的作用非常重要。中国媒体要加强克服文化障碍的本领，增强对外国的了解和对外国观众心态的理解。不仅人要走出去，作品也要走出去。对于外国媒体，我们要帮助他们了解真实的中国，多和他们接触，解疑释惑。我在国务院新闻办任职时，每年的新闻发布会我都有意多给外国媒体发言提问的机会。越是敏感的问题，我越不回避，越得答清楚。因为有些问题涉及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也非常愿意听。对于存在较大误解的问题，我也特别愿意创造机会解释清楚，不会因为被某家媒体骂过就视之为敌。

第三，就是受众。这与教育程度、判断能力、立场角度、年龄阅历紧密相关。不能外媒说中国好就好，说中国坏就坏，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如果受众永远跟着媒体不假思索的话，国家的真实形象就很难得到完整的体现。

所以，政府外交要坚持不懈地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外交则要不断地表达一个真实的中国，那我们中国的形象就更接近真实了。

采访组：2005年，您的著作《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和美国人》出版，您提出中美之间相互了解还很不平衡。十多年过去了，您认为这种“不平衡”还存在吗？

赵启正：中美之间彼此了解仍旧不对称。我们对他们了解更多，而他们对我们了解要少。这并不奇怪，任何一个先进的国家都更容易被人了解、被学习、被重视。而现在愿意了解中国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因为中国重要了，中国的产品走遍世界了，中国的政策变化不仅影响中国也影响外国了。也因为中国的发展涉及到很多外国人的利益，如果他们利用好了中国的发展机会，就能获得巨大的利益；如果他们不重视中国的发展，就失去了搭乘中国便车的机会。目前是一个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好时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应错过机会好好地表达中国。

我们和美国公众交流交往的规模和数字太大了，我相信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也在与日俱增。我希望我们的出国旅客都能展现文明友好的形象，我们的企业家都能展现诚实精干的素养，大家一起努力加强交往。加强沟通是必要的，减少误会是可能的。

中美共驾同行，商量着开才能稳步前进

采访组：西方媒体一度热炒“锐实力”一词。您怎么看？ 

赵启正：随着中国的发展，美国对中国越来越警惕，“中国威胁论”也不断翻出新花样。我们要清楚地表达中国对美国不是威胁，要拿出更多的事实，讲出更多的道理，表达清楚。我们表达多了，美方吸收10%也好，20%也好，逐渐能产生影响；不能不表达，不能就认了。

此外，世界不只是一个美国，还有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等，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我们都要做工作。我们的工作做好了，美国人也会思考：为什么只有我们跟中国对立呢？为什么非洲和拉丁美洲不和中国对立呢？因此，要孤立“反华派”，就要多培养我们的朋友，这是一项长远的战略考虑，不能急于求成。

采访组：回顾历史，您怎样看待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

赵启正：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是不容易的。像这样两个大国必然有利益冲突，需要通过对话、通过彼此让步，来达到一个共同接受的结果。这个过程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

我在北京担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时候，有美国记者问中美关系怎么走？我说：中美关系假如是一辆车的话，我希望美国人不要忘记，驾驶员不只你一个人。这辆车有两套驾驶系统，两个方向盘，两个车闸和两个油门，两人要向前走必须商量着开车。不商量着开，这车就停了，原地打转了。

美国在对华战略上长期采用“遏制+接触”政策。实际上，任何两个国家之间都有利益的共同点，也都会有利益的冲突点；都有斗争的一面，也都有让步的一面。中美关系冲突的时候，务必要冷静分析、弄清情况。美国国内意见并不一定一致，也会变化，我们用中国人的智慧完全能够应对。

采访组：您认为中美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吗？

赵启正：我们要承认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减少差异给我们带来的利益损害。我们要改善我们的舆论环境。但必须指出，我们和美国不同：中国的对外交往不会为了本国利益而损人利己。“中国梦”不是自私自利的梦。中国发展好了，对美国也有好处。并不是说一个新兴国家强大了，守成国家就要吃亏，不要掉进这样的陷阱里去。这不是必然规律。处理好了，可以回避这个问题。中美之间出现了问题，要脚踏实地解决具体问题；出现矛盾，要认真调研，提出解决方案，这需要政府的领导，智库的贡献，企业家的实践等多方共同努力。

更早以前，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我并不完全同意。不能否认存在文明的冲突，但我不认为文明的冲突会如此激烈以至于完全影响国际秩序，成为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我们中国的文化相信“和为贵”，相信我们能克服文明的冲突，达到文明的和谐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