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来源：论中国系列《重建中国社会》，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中国社会秩序面临解体的危险，秩序必须重建。要重建秩序，首先必须理解导致社会秩序解体的根源。现在社会的各方面对目前社会秩序的不满日益加深。不过，当社会处于过于愤怒氛围的时候，人们就很难冷静和理性地看问题，也很难理性地选择社会秩序重建的合适途径。对社会秩序衰落不能冷漠，秩序的重建也需要紧迫感和激情。不过，过于激情很容易导致人们对社会秩序衰落和社会秩序重建的意识形态化的诊断。要找到有效的重建方式，就必须对社会秩序衰落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分析。理性主义的态度并不复杂，它坚信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都有其根源，也坚信人类能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如果我国社会各方面都会认同各种社会失序现象的存在，但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和诊断却缺乏共识。那么，人们是如何看待今天社会秩序衰落的根源呢？简单地说，“左”派指向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根源，而自由派则指向权力，相信是政治权力导致社会秩序衰落。尽管还存在着其他不同种类的看法，但左派、自由派这两大派看法占据了今天中国社会大部分讨论空间，而且两派极其分化，没有任何共识。不难看到，它们之间的争论与其说是对具体社会环境和政策的争论，倒不如说是对各自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辩护。双方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读大多停留在规范和道德层面，经验性的研究并不多见。结果，对社会秩序的重建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用处。

“左”派的解释：市场经济是根源一般而言，左派的理论，无论是老左派还是新左派，来自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变种。马克思强调资本对社会秩序的负面影响。资本的本质就是要把一些事物包括社会关系商品化和货币化。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导致了社会秩序尤其是道德秩序的衰落甚至解体。这个分析并没有错。从这个逻辑出发，中国的“左”派指向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比较极端的左派相信这些都是邓小平的错。他们认为，如果不是邓小平把市场经济引入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不至于面临秩序解体的危机。这些人因此开始怀念毛泽东，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想象成为一个具有社会秩序和道德高尚的社会。有人甚至提出要回到毛泽东时代。

但左派面临两个大问题。第一是如何解决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从资本的本质出发分析了社会秩序解体的根源，但并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式是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市场。因此，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当时都把消灭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但很显然，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试验已经被证明为失败的。无论是斯大林版本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还是1978 年之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最后都演变成贫穷社会主义。

贫穷社会主义之下有没有可能产生有效的社会秩序和高尚的社会道德？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西方是市场经济、政治权力和社会长期互相制衡的结果。市场经济对政治权力，或者资本对政治权力构成制约；社会通过民主机制对资本和政治权力也构成制约；市场经济的运作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政府受民主的压力而注重收入的二次分配以保证社会的基本公平。但在贫穷社会主义下，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一体化，政治控制并不受任何的控制。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既导致了社会空间的消失，也导致了权力的腐败，这很难说是道德的。社会没有自身的空间，高度依赖政治，高度人身依附关系也很难产生道德。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普遍贫穷的状况下，人们的基本生活得不到维持。贫穷生活显然产生不了社会道德。在危机（例如饥荒）时刻，中国也频繁发生“易子而食”的事件。当然，因为传媒的落后和高强度的政治控制，当时人们的道德低下状况和非道德事件并没有像今天那样被广泛报道出来。实际上，即使一些人怀念1978 年之前的时代，但除了特权阶层，又有多少人真的想回到那个时代，再去过那个时代的贫穷生活呢？对大多数人来说，对那个时代的怀念只是想表明对今天现实的不满而已。

第二，不管其有多么大的缺陷，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被证明为最有效的创造财富的机制。没有市场，就没有有效的财富创造机制，就没有小康生活。无论在西方还是亚洲，市场经济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全面小康社会。中产阶级和小康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国家所主导的经济活动更会导致出现另一类更为严峻的不公平，就是前东欧学者所说的“新阶级”。这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官僚阶级，垄断着国家的大部分经济资源。今天中国的“左”派可能会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国家主导经济的优越性，无论是一个村、一个镇，还是一个市。的确，人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但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是政府（权力）主导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的阶段是可以达到高速的发展。苏联和东欧有过这样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也经历过高速的发展。问题在于可持续性。从历史经验看，一个国家，光有政府主导的发展，就没有可持续性。第二是今天中国一些富有的村、镇和市在政府主导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政府主导本身，而是政府充分利用了这个村、这个镇、这个市之外的市场机制。没有市场机制，它们也同样得不到发展。

简单地说，要通过消灭市场经济而转向国家权力来解决社会秩序问题，除了怀旧和理想主义色彩，不仅没有任何现实可行性，从长远来看，反而会导致更多的恶果。这也已经为大量的中外历史经验所证实。 

自由派的解释：政治权力是关键

那么，自由派的观点又怎样呢？与“左”派相反，自由派指向权力，认为是政治权力导致中国社会的衰落和解体。在自由派看来，政治制度是社会秩序衰落的关键。他们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视为是政治权威主义阻碍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结果，因此，他们提倡通过民主化和市场化来解决社会秩序重建问题。市场化的目标就是政府和经济的脱钩，而民主化的目标则是制约政治权力。如果左派的样本是1978 年之前的中国，自由派的样本则是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西方国家。

不过，自由派也同样解释不了很多问题。中国的很多社会秩序问题固然和政治权力有关，但市场也并不是解决社会秩序的唯一途径。市场化在通过遏制政治权力而解决了一些社会秩序问题的同时也产生其他大量的问题。历史地看，市场的发现改变了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动力，但同时，也为人类既有的社会秩序带来巨大的挑战。马克思曾经把西方很多社会问题归之于市场化。“看不见的手”（市场）的发现者和提倡者亚当•斯密也著有《道德情操论》，强调道德情操在一个社会秩序形成过程中的至关重要性。在西方社会秩序尤其是道德体系发展的过程中，宗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西方的宗教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精神条件，但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以宗教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增加，尽管宗教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资源的地位，但政府或者说政治权力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并不是说，政府取代了宗教提供社会秩序和道德资源。政府对社会秩序的重建提供了社会基础，主要是通过对社会提供保护机制，例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人们称之为“公共产品”的公共服务。社会保护机制极其重要，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西方社会秩序的转型不可能。政治权力并非和社会秩序相悖。西方从早期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来比较人性化的福利资本主义，这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资本的本性就是更多的资本，而非社会利益。西方所经历的转型是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结果。

从今天美国和西方社会秩序和道德状况看，市场化和社会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例如2008 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可以理解为金融部门过度市场化的结果，或者说缺少政府对市场有效规制的结果。金融危机对西方现存建立在中产阶级基础之上的社会秩序产生着非常负面的影响。2011 年以来在西方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核心是西方的中产阶级。金融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过度投机性质对传统西方道德的负面影响更是巨大。

回到中国的情形，自由派既很难回答左派所提出的很多问题，即市场化对社会秩序的负面影响，其所提出的去政治权力化的主张在实际生活中又毫无可操作性，也只不过是一种过度的理想罢了。

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双方在规范层面上都有很多的道理，但从经验层面看，哪一方也都没有能够找到解决方式。一方是怀念过去的时代，一方是怀念西方，没有别的了。无论是自由派所构筑的“自由民主”的乌托邦还是左派所构筑的“公平正义”的乌托邦，在现实生活中都难以找到。如果通过政治或者行政手段来追求这种乌托邦，不仅不能建设新的社会秩序，而且只会对人类社会造成更巨大的灾难。无论中外，历史上已经充满了太多这样的例子了。要重建中国社会秩序，首先要对为什么会失去社会秩序这个问题做一经验的理性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