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走出甲午 迎接变革 再创辉煌

刘亚洲

时间迈入乙未年已经数月，但过去一年国内思想文化界由中日甲午战争带来的历史反思，仍然让人记忆犹新。反思甲午是为了走出甲午。只有充满现实关切，把历史殷鉴转化为摆脱文化痼疾、推动时代进步的动因，反思甲午才能真正达到目的。

正如66年前，当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我们刚刚确定的《国歌》仍然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铭记历史、开创未来，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也是一支军队应该具备的文化品格。

上将是我军著名的战略理论家。他的战略研究最早是通过文学的方式进入的。从《恶魔导演的战争》到《那就是马尔维纳斯》《攻击攻击再攻击》，刘亚洲不仅留给当代文学很多名篇佳作，而且其中嵌入的战略思考对当代军事思想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也生动说明，文化赋予军事独特的力量！

对国家民族落后挨打的痛苦记忆，体味最深的莫过于军人。当时间跨过甲午年的时候，让我们再来感受那段悲情历史留给一位当代高级将领的现实思考。

--编者

刘亚洲

在中日《马关条约》签订120周年及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签署投降书70周年之际，为实现中国梦发愤图强的中华儿女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彻底摆脱甲午悲催投下的阴影，创造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历史长河的每一次巨涛，都会卷进一代民族精英献出生命的祭奠。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毕生都在带领中华民族破解走出甲午的历史难题。

“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担当；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手里，必须要有勇气、有胆识、有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无比的坚毅和果敢，开启了强国强军的新征程。

1、宏阔的世界眼光

落后的民族不一定是贫穷的民族，但一定是思想保守的民族；落后的军队不一定是装备劣势的军队，但一定是观念陈旧的军队。

16世纪地理大发现，中国从想象的世界中心变成现实世界体系中的孤岛。

昧于世界大势，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命运，也决定了战争的结局。

甲午之败，虽然败在海上，实则败在心上。眼为心灵之窗，缺乏世界眼光，是由于心的混沌。

即使“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竟也深信英军“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哪怕“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国人此种见识眼光，焉有不败之理。

我们再看看甲午前的两份礼单：一份是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华时送给乾隆皇帝的礼品：蒸汽机、天体运行仪、榴弹炮、连发手枪、望远镜等；第二份是23年后英国阿美士德使团送给清廷的礼品：香水、呢绒、玉石、美酒、画像、镜子、瓷器、玻璃烛台等。

第一份礼品代表欧洲工业革命最先进水平，是西方世界近代化光芒第一次照向中国。遗憾的是，这些科技含量及军事价值极高的东西，却被清王朝当作奇淫巧技不屑一顾。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时，竟发现包括英国制造的天文仪器等被堆放在一间厕所里。由此中国失去了学习西方，尽早进入军事近代化历程的一次绝佳机遇。

甲午惨败早已从这两份礼单的变化中就埋下了伏笔。失败的深层原因之一，无疑是缺乏世界眼光。没有世界眼光的民族，不仅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必然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境地。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使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隔置了一道可怕的屏障，阻碍了中国及时更新自己,阻断了中国及早汇入世界潮流。在如此蒙昧守旧民族心理笼罩下的清朝军队，面对战争犹如黑暗中行船，终难逃脱葬身大海的厄运。

同样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国力、军力与日本相比，远不如甲午时期中国对日本的国力、军力，然而中国取得了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世纪辉煌。这里的原因很多，其中十分重要的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时代最先进思想文化火炬的指引，中华民族的精神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中国军民激发了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必然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应该说在许多方面中国正在快速地与世界接轨。比如贸易、金融等。但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还缺乏世界眼光。尤其在军事文化领域，我们还显得有些保守。过去几次的军队改革，不能放眼世界，学习先进，习惯于关起门来搞方案，自我欣赏，自我陶醉。

习主席深刻指出，“在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中，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陷于战略被动”。这既是对中国近代史上落后挨打原因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规律的深刻揭示。

军事领域是最需要世界眼光的领域，同时又是思想最容易守旧的领域。钱可以买来先进武器装备，但绝对买不到先进的军事思想文化。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买到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军舰枪炮，但腐朽王朝下的清廷军队与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军队相比，官兵的思想观念和军事战术已经出现了代差。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不走出农耕时代养成的守旧民族心理、落后思想观念、惯性文化生态，中国将难以真正走出甲午。

一支朝气蓬勃的军队总是有着海纳百川的精神，时刻准备拥抱新思想的曙光。新军事变革的时代就像一个高速转动的圆盘，如果在圆盘的边缘，一不小心就会被甩下去。要想跟上时代变革的步伐，不被甩下去，就要到变革浪潮的中心去。

世界眼光是民族精神和思想文化十分重要的内涵。具有世界眼光，就是站在中国看到世界，看到中国在世界的位置，看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明白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具有宏阔的世界眼光，就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全球化的视野，以战略性思维，对中国和世界的事情历史地看、发展地看、辩证地看、理性地看，把握时代主题，超前预测未来，登高临远，立足潮头。

走出甲午，中国军队必须要有宏阔的世界眼光，超越旧时代的局限性，超越传统经验的局限性，把思想的触角伸向海洋和浩瀚的太空，冲破农耕社会保守观念的束缚，突破机械化时代思维定势的羁绊，以前无古人的思想解放推进军事理论创新，积极应对战争形态变化的新挑战。

习主席指出：“现在，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习主席亲自谋划制定的“一带一路”战略，突显了新一代共产党人的大视野、大胸怀、大手笔。“识天宜听风，临流须观澜。”今天，划地为界，高筑壁垒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正处在从陆地走向海洋、从天空走向太空、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的历史进程中。顺应军事变革的历史潮流，就能拥有光明的未来。

2、强烈的忧患意识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时刻不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有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

对一支军队而言，置之死地而后生可贵，更可贵的是识祸患于未萌，时刻保持着面向未来的忧患意识。

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和平环境下从来不缺笙歌阵阵，而厌于尖利警世的忧患之声。

鸦片战争后，中国这头东方睡狮一度从梦中惊醒。满清王朝本该忧患于心，改弦更张。然而，“睡狮”只是翻了个身，又再次睡去。及至甲午战争来临，朝野上下仍然沉浸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不能自拔。

社会变革是被革命威胁逼到墙角的结果，危机和失败的忧患推动了改革。然而，当忧患的压力降低时，苟安倾向又将代替改革。缺乏面向未来的忧患意识，就只能失去变革发展的良机，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被动挪步。

安于现状，不思变革，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和文化基因：农业经济造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性格，这种文化性格重塑入主中原的所有游牧民族，使他们由马背而钻入轿子，悠悠然间丧失血性，更难保此前的忧患意识。曾经横扫亚欧的蒙古铁骑是这样，马踏中原的八旗军也是如此。

中华民族缺少欧洲那样的启蒙运动，精神重压导致民族无法完成现代性格的塑造。百年来，我们一直是在两个极端中摇摆：或者夜郎自大，或者讳疾忌医。战后本应反省，努力塑造全民族的忧患意识，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因为心理上的不成熟而走向悲情，异化成了弱国心态。这种心态的突出表现，不愿正视对手的长处，甚至不容许有人讲对手值得学习的地方。

甲午之战后，日本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撰写了长达几百万字的《坂上之云》，后被改编成长达20多小时的13集电视剧，系统总结反思他们称作“日清战争”的经验教训，看后使人震撼。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掌握太平洋战争开战关键的日本旧海军军令部的参谋们，秘密聚集在一起举行“海军反省会”，讨论战败的原因，反省会每月一次，从1980年到1991年的11年间共举行了131次，实在值得我们深省。

最大的危险是看不到危险。

当年八国联军侵略瓜分中国的忧患并未解除，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在演绎。西方敌对势力始终没有放弃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在台湾、西藏、新疆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斗争一直没有消停，近日西方7国集团联合发表关于南海问题的声明，不能不说是释放出又一个围堵中国的信号。国内一批腐败分子内勾外联，沆瀣一气，吞噬着国家民族的命根。

客观如此，主观如何？现实的情况是：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国民“无敌国外患”的和平麻痹思想渐生渐长。“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一派莺歌燕舞。军人当和平官、和平兵的现象比较普遍，军人“天生为打仗”的血性和斗志日渐消磨。

习主席指出：“甲午，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含义，在我国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义。”这个特殊含义，其中一层重要意思就是：甲午应该成为中华民族永铸忧患意识的标志。

走出甲午，不是走出悲情，而是走出局限，不仅抚平心灵上的伤口，更要揭开历史的伤疤，刮骨疗毒，以求生发出走向未来的青枝绿叶。走出甲午，不是争中日之间一时一地之短长，而是要为历史改错，改变农耕时代养成的守旧而苟且的民族心理。

深刻洞悉国际格局变化，科学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习主席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主动应对新的安全威胁和战略风险，强国梦的宏伟蓝图正逐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3、勇敢的改革精神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军事改革也是“流血”的政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斩断利益的藩篱，军队改革才能成功。

鲁迅先生在《坟·娜拉走后怎样》中写道：“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

在中国历史上，成功的军队改革常常用血与火写成。春秋战国时代，历史的平静被汹涌的变革巨浪打破，思想从争鸣的旷野走向变革的庙堂。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中，向后没有退路，只有亡国灭族。历史的中国呈现出少有的变革壮观。商鞅是冒险犯难，尝白刃，拼头颅颈血，最终车裂而亡。但商鞅刀尖上滚出来的心胸气质，涵养浇灌了秦人刚烈无比的血性，也塑造了改革的精神。

改革对利益的触动，不逊于流血的战斗。不触及深层次利益的改革只能是历史的闹剧。正如恩格斯在《德国的军事改革》中指出的那样，军事改革重点应是推动军事组织体制的发展，不能只讨论改革“军服问题”和“背包问题”，而忽视军队武器装备体制和训练体制的发展，否则就无法使德国军事组织体制适应当时军事实践发展的要求。

在近现代历史上，旧中国军队曾经频繁地进行过改革，但总是走不出因利益而朽腐衰亡的宿命。中国军队面临的最大挑战往往不是欠缺能力去追逐外部世界汹涌澎湃的变革潮流，而是朽腐的速度远超过变革创新的成果。近代西方军队胜负决战在战场，旧中国军队尚未走向战场就已死亡。

顽固维护既得利益，是腐败、衰败不可遏止的根源，也是改革难以深化，最终夭折的根源。

近代中国军队，屡次上演30年衰败期的现象，其深层缘由之一,就是军中封建利益集团割据冲突的结果。从1852年湘军兴起于曾国藩“团练”，到1882年左宗棠平定新疆后湘军衰落；从1862年李鸿章创办淮军，到1894年甲午战争淮军溃败；从1866年清政府开设水师学堂和造船厂迈出建立近代海军第一步，到1895年北洋海军彻底覆没；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创办“新军”，到1926年新军派生出的军阀悉数被歼；从1924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建立国民革命军，到1949年国民党溃退，其间大体都经历了30年左右由盛到衰的演变。

“兵魂销尽国魂空”。一支权钱交易泛滥的军队，怎肯用刺刀和鲜血去争取并保护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1936年7月，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杨成武等数十人来到陕西保安。彼时，这些赫赫有名的战将，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叫“红大学员”，他们暂别硝烟弥漫的战场，捧起课本，走进窑洞。蒋介石给这些学员们开出的悬赏价码，总数超过200万银元，但这些学员拥有的全部家当，没有超过200个银元。

战争的较量来自对手，改革的阻力出自内部。改革中，如果不考虑局部利益，大家会举双手赞成，当牵涉到部门利益、个人利益，就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不突破部门利益藩篱的结果，最终是失败。

走出近代中国军队改革屡屡失败的怪圈，必须敢于对权力圈、利益圈、腐败圈亮剑，为改革创造风清气正的环境。一切遮挡变革创新阳光的既得利益都必须斩断。

推进军队改革，必然是面向新时代展开的“铁腕事业”。当年邓小平面对军队改革阻力，毅然决然地说：“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要搞革命的办法。一次搞好了，得罪人就得罪这一次。”

“铁腕事业”需要史无前例的勇气、意志和智慧，需要一种从上到下的担当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在治国理政与治军强军中迎险破难，奋勇担当，谋定而动，挥斥方遒，国内发展改革展现新貌。同时也应清醒看到，前进的路上并不平坦。就军队而言，一些长期积累和新产生的矛盾问题交织而发，影响和制约着强军的步伐和进程。面对这些难题，习主席把军队改革放在世界军事博弈的大棋局中思考，纳入国家改革的大战略中筹划，以大无畏的勇气和担当精神，亲自组织对军队现行的领导管理体制、组织机构编制、作战指挥模式等重大战略问题进行科学论证，按照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进行设计，推动军队建设战略性转型，有力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有勇气首先要敢讲真话。真正的军人不怕在战场上丢掉头颅，但最怕在失去真相的黑暗里铸成无谓流血的历史悲凉。

革命战争年代，“善打神仙仗”的粟裕，在很多时候与毛泽东意见不一致，但后来证明粟裕都对了。苏中“七战七捷”是这样，淮海战役更是这样。粟裕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心里有什么不同意见，就大胆提出来。为了革命事业不怕误解、不计得失，这本身就是一种胸怀。粟裕胸怀很大，毛泽东胸怀更大。毛泽东几乎全部采纳了粟裕的不同意见，才使中国革命胜利的时间大大提前。相反，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少有听真话的雅量，官员少有讲真话的勇气。直至1949年，在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前，李宗仁才敢对蒋介石说：“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地步，不得不畅所欲言。”

清末以来“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激荡，仍然没有过去。我们正处在历史的三峡之中，风光无限与险滩暗流同时展现。习主席深刻指出：“世界新军事革命给我军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挑战。机遇稍纵即逝，抓住了就能乘势而上，抓不住就可能错过整整一个时代。”这需要我们每个人，以壮士断腕的勇气魄力斩断利益藩篱，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意志推动军事变革。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4、科学的选才机制

选才机制是思想文化的结晶体现。破除封建腐败的用人潜规则，是造就大批堪当时代重任军事精英的关键。

甲午之败，既败于军事，又败于政事，更败于人事。军事、政事，关键和要害的是人事。

宋高宗问岳飞：“怎么才能做到社稷安定？”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命。”而甲午时期，文恬武嬉，贪腐成风，必败无疑。

战争，是敌对国家之间最高形式的较量，事关国家生死存亡。这意味着战争是最需要精英，也最催生精英的事业。

新型战争需要高效精干的新型军队，新型军队需要以高素质军事人才为支撑。军事变革的规模、速度和程度与军官队伍素质密切相关。人既是改革者，也是被改革者。军事变革需要优秀的军人来担当，最终也体现在塑造什么样的军人上面。

刘伯承元帅说，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高级指挥员素质如何，直接关系着战争成败、国家安危。我军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部注重人才培养、发现和使用的历史。

1947年8月，豫东战役结束后，毛主席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毛主席的自信，不是说我军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国民党，而是在战争中涌现出大批掌握战争规律、具备高超指挥艺术的将领，赢得了人才高地的优势。晋察冀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习仲勋；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都是优秀的将帅之才。建国前，这批高级指挥员为我们党赢得了解放战争胜利。建国后，从抗美援朝战争到几次边境自卫反击战，这批人又是我们赢得胜利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靠这批人赢得了几代人的和平与发展。但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这支队伍曾经拥有的人才优势，已经成为与强敌较量的最薄弱环节。事实上，我们这支军队，最不缺的是人才，最缺的还是人才。说不缺，是因为我们每个单位都有德才兼备、思想解放、勇于担当、拼命苦干、堪称精英的好干部；说缺，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形成和有效贯彻执行一套科学选人用人的体制机制。

思想文化是制度机制的核心，任人唯亲、“选才惟财”的潜规则，是腐败文化的反映。如今，甲午时期封建王朝腐朽不堪的政治制度已不复存在，但封建主义的用人思想却并未扫除干净。用人腐败已经成为祸国殃民、毁军败政的最大祸根。前一时期，有的拿官职做交易，明目张胆、明码标价买官卖官；有的以人划线、以地域划线、以单位划线，培植亲信、排斥异己，拉帮结伙、收买人心，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搞人身依附，跟人不跟党。风气一开，上行下效。不少干部想获得提升，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找哪个领导，怎么去送礼、去效忠。有门路的靠门路，没门路的找门路；干的不好的靠跑靠送，干的好的也得去跑去送。那些真正一心谋打仗、而又不愿同流合污的优秀干部受到了排挤。而通过向上级“进贡”获得升迁的人，一定要通过向下级“纳贡”来收回成本，如同一个核裂变的链式反应一样，层层传导，直至末端。这种腐败文化的辐射力、渗透力极强，严重败坏了我军的政治生态，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习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力挽狂澜，铁腕惩腐，猛药去疴，严法纪、纠风气、强队伍，始终把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作为强军兴军的根本大计摆在战略位置。基于古今中外人才兴军经验，特别是当代世界军事领域人才竞争态势，习主席强调：“关键要有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法规制度”“要通过深化干部政策制度调整改革，逐步建立起适应现代军队建设和作战要求，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成熟定型的干部制度体系，为更好集聚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提供有力的政策制度保障。”这为我们增强人才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准确性、公信度，深化干部政策制度调整改革，为科学选才、兴军强军提供了根本遵循。

“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明选而已矣”。当年邓小平推进改革时，得到了一大批干将的辅佐。今日中国，又一次处在历史的关头，虽不是“亡国灭种”的关头，却是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突破的关头，非常需要一批猛将良才，需要大批新事业的拥护者、实践者、开拓者。要建立健全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推行能力本位的军官岗位任职和晋升资格制度，把各个岗位必备的培训任职经历、相应专业资质等标准化，使选人用人的重要环节公开化、透明化、实名化，将干部选拔任用进一步走上法治化轨道，切实把那些有决心支持改革、有智慧谋划改革、有能力推进改革、有勇气自我改革的干部真正用当其时，用当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