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卡根是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政策评论家，长期担任《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常为《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每周正言》（the Weekly Standard），《纽约时报》、《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华尔街时报》、《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世界事务》 (World Affairs)等报刊写作。著有《天堂与权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Of Paradise and Power）、《危险的国家》（Dangerous Nation）等书。

编者按：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公共界关于美国将从世界秩序中撤离的言论便不绝于耳。但罗伯特·卡根，这个美国著名新保守主义战略家，却对此提出疑议。秉持着一贯的现实主义战略眼光，罗伯特·卡根在2月6号发表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向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倒退”中指出，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两个修正主义大国的任何实质性的让步都不会换来对方任何相应的安全承诺和利益交换，反而会助长他们更进一步攫取世界舞台上权力的野心。所以他认为，如果美国从世界秩序中撤出，如果美国及其领导的盟友无法同中国和俄罗斯形成有效的实力对抗，那么最终的结果将会是退回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想想今天世界上的两个重要趋势吧。一是两个修正主义大国——俄罗斯和中国——的野心和行动主义与日俱增。另一个是民主世界——尤其是美国——维护1945年以来在国际体系中主导地位的信心、能力和意志不断衰退。两个趋势越来越近，美国及其盟友维护现有世界秩序的意愿和能力在衰退，而两个修正主义国家改变现有秩序的欲望和能力则在增强。我们将迎来现存秩序崩溃、世界堕入野蛮的无政府状态的那一刻。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三次了。而历史倒退的代价，无论是生命还是财富，自由还是希望，都将会是巨大的。

美国人倾向于把国际秩序的根本稳定视为理所当然，尽管他们会抱怨美国维护这种稳定要承受的重担。然而历史表明，世界秩序确实会崩溃，而且通常都是意外地、迅速地、猛烈地。18世纪后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顶点，但突然间，欧洲大陆就坠入了拿破仑战争的深渊；20世纪第一个十年，最聪明的人都预测大国争霸的时代结束了，因为通讯和交通革命将经济和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在四年后就爆发了；20世纪20年代，战后的表面平静很快就转变成30年代的重重危机，以及另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样的经典场景中，无论今天我们位于何处，这两条趋势的交点依然不得而知：我们距离一场全球危机是3年？还是15年？然而，我们正在那条路上，这一点不会错。

尽管现在判断唐纳德·特朗普执政对于上述两条趋势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但已有的迹象表明：新一任政府更可能加速危机的到来，而不是延缓或者令其转向。与俄罗斯的进一步和解只会让普京更加大胆，和中国艰难的对话则可能令北京用军事来试探新政府的决心。而新总统是否做好了正面交锋的准备，尚不清楚。但眼下，对于自己言语和行为的未来后果，他似乎不怎么在意。

中国和俄罗斯是典型的修正主义大国。虽然它们从没有在外国身上享受到像今天这样的安全——俄罗斯传统的敌人在西方，而中国传统的敌人在东方——它们仍然对现存的权力安排不满意。两个国家都力图恢复在各自区域内的霸权统治。对中国来说，那意味着统治东亚，包括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那些顺从北京意愿，并迎合其战略、经济和政治喜好的国家；也意味着美国的影响力退至东太平洋、夏威夷群岛之后。而对于俄罗斯，那意味着在中欧、东欧和中亚的霸权。在莫斯科眼中，这些地方要么是帝国的一部分，要么位于其势力范围。在美国领导的战后世界秩序中，北京和莫斯科都力图矫正它们视为不公平的权力、影响和荣耀的分配；而作为专制国家，它们也都感到了来自国际体系的民主强国和周边民主国家的威胁；它们都将美国视为自己野心的拦路石，因此汲汲于削弱美国领导的国际安全秩序，以免挡了它们实现自身“天命”的大道。

曾经的美好

不过直到最近，俄罗斯和中国在实现其目标时，面临着相当大的、几乎不可克服的障碍，主要是国际秩序本身及其主要促进者和捍卫者的力量和团结一致。美国主导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体系，特别是在欧洲和东亚两个关键地区，向中国和俄罗斯展现了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曾经提到的“现实实力”（situations of strength）：要求两国谨慎地追求自己的野心，并且自冷战结束以来，要求其推迟打破国际体系的努力。

这一体系既以积极方式，也以消极方式制衡了它们的野心。在美国居首的时代，中国和俄罗斯主要以受益者身份参与美国创造和维持的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只要该体系能继续运作，他们参与其中而不是去挑战和推翻它，就会获得更多好处。然而，国际秩序在政治和战略方面对两国造成了损害。民主政府在苏联共产主义崩溃后二十年的成长和活力，对北京和莫斯科的统治者维持控制的能力构成了持续威胁，而且自冷战结束以来，它们认为民主制度的每一个进步——特别是自由民主国家在地理上已推进到它们的边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这个理由挺充分：独裁权力从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时期开始，就一直担心自由主义的传染。毗邻的民主国家，信息在全球无法控制的自由流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危险结合——这些都对那些把本国的不稳定力量控制在手里的统治者构成威胁。因此，美国支持的民主秩序对其统治合法性的持续挑战，自然使它们对这个秩序和美国抱有敌意。但是直到最近，国内和国际力量的优势阻止了他们直接与现有秩序对抗。中国统治者不得不担心与美国不成功的对抗可能对他们在国内的合法性造成影响。即使是普京，也只是反对门户开放，就像叙利亚那样，美国在那儿被动地应对他的探查。甚至只是面对边缘化的美国和欧洲反对派，他都像在乌克兰时那样更加谨慎。

对中国和俄罗斯雄心的最大制衡，是美国及其欧洲和亚洲盟友的军事及经济实力。中国虽然越来越强大，但不得不考虑这些国家联合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一些通过联盟或共同战略利益——包括日本、印度和韩国——走到一起的区域性强国，以及虽然较小但也有实力的国家，如越南和澳大利亚。俄罗斯则不得不面对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当它们联合起来，这些美国领导的盟国就对修正主义大国构成了艰巨的挑战，而后者自己可以求助的盟友很少。即使中国人在（未来的）冲突——例如针对台湾的军事图谋或在南海或东海的海上战争——中取得早期胜利，他们也必须应付世界上一些最富有、技术最发达的国家联合起来的工业生产力，以及无法进入自身经济所依赖的国外市场的可能性。而一个较弱的俄罗斯，由于人口减少，经济又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将面临（比中国）更大的挑战。

几十年来，美国及其盟友所享有的强大的全球地位阻碍了任何严重的挑战。 只要美国被认为是可靠的盟友，中国和俄罗斯领导人就会担心侵略性的举动会反噬自身，可能使他们的政权崩溃。这是政治学家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曾经描述的单极秩序的固有稳定性：当不满的地区大国设法挑战现状时，他们惊慌的邻居就转向遥远的超级大国——美国，以遏制他们的野心。这种稳定很管用。美国要是出面，俄罗斯和中国基本上就退出——或者没行动就尽失先机。

面对这些障碍，两个修正主义大国的最佳选择一直是希望或者如果可能的话，策划从美国支持的世界秩序内部削弱它，通过分离美国与盟国，或者通过挑起对把自身托付给美国的怀疑，从而鼓励潜在的盟国和合作伙伴放弃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战略保护，并与其挑战者寻求和解。

因此，现行体系不仅依赖于美国的实力，而且依赖于民主世界核心的一致和团结。美国必须担任这一秩序的主要保护者，特别是在军事和战略领域，但这一秩序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核心——欧洲、东亚及太平洋的民主国家，也必须保持相对健康和自信的心态。

但近年来，上述两个支柱都被动摇了。民主秩序的核心已经削弱和支离破碎。困难的经济状况，民族主义和部落主义的复兴，弱小而不稳定的政治领导和反应迟钝的主流政党，以及似乎加强而不是削弱了部落主义的新通讯时代，一起——不仅在民主国家中，甚至在可以称为自由启蒙事业里——催生了信任危机。自由启蒙事业使个人权利和普遍人性的普适原则超越了族群、种族、宗教、民族或部落差异。它期望经济上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可以建立跨国的共同利益，并建立国际机构去平衡分歧、促进国家间合作。相反，过去十年见证的是部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在所有社会中越来越重视“对方”，对政府、资本主义制度和民主丧失了信心。我们正在目睹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对立面。历史带着复仇和所有人类灵魂的黑暗面向原点返回，包括，对许多人来说恒久的、对强有力领袖的渴望，因为这样的领袖能在混乱和支离破碎中提供坚强的指导。

黑暗时代2.0版

启蒙事业的这场危机也许不可避免，它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和民主固有缺陷的反复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和民族主义的发生，导致许多人怀疑民主或资本主义是否比诸如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替代品更好。而且，对自由主义的信任危机伴随着战略秩序的同时崩溃而产生，这不是巧合。然后，问题是美国作为外部力量是否会介入、挽救或重建一个秩序，因为英国和法国已经不能或不愿维持了。今天，问题是美国是否愿意继续坚持由其创立的秩序，这一秩序完全取决于美国的实力，或者美国人是否准备承担让其陷入无序和冲突的风险——他们甚至还理解这种风险。

（美国人的）这种意愿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了怀疑，在选举特朗普、甚至选举奥巴马之前就如此。在冷战结束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美国人越来越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为了维护全球秩序而承担这样不寻常和巨大的责任，而他们自己的利益并不总是得到满足——而且似乎总是美国做出所有牺牲，其他人受益。几乎没人记得为什么美国要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去扮演这样不正常的角色。对冷战结束后出生的“千禧一代”，很难指望他们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的长远意义。他们也不可能在充斥着美国“帝国主义”式邪恶和愚蠢的高中及大学教科书中学到什么。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危机及其在1945年的解决方案都被遗忘了。因此，美国公众对扮演这种全球角色所固有的困难和成本的耐心，已经被大大消磨了。之前的失败和代价高昂的战争——1950年在韩国，20世纪60和70年代在越南，以及经济衰退，诸如能源危机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后期的瘫痪性“滞后”，都没有让美国人参与全球化的意愿转向，然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起做到了这一点。

奥巴马对全球参与采取了一种矛盾的方法，但他的核心战略还是收缩。在他的行动和发言中，他批评、否认之前的美国战略，并强化了民族情绪，这种情绪喜欢一种在世界上不积极的角色，并且对美国利益有更狭隘的定义。奥巴马政府回应布什政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的方式，不是恢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而是进一步减少它们。虽然政府承诺“重新平衡”美国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政策，但实际上意味着减少全球承诺，并以牺牲盟国的安全为代价来适应修正主义大国。

政府早先试图“重置”与俄罗斯的关系，这也是首次对美国的“可靠盟友”声誉的打击。这种做法发生在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之后，似乎是奖励莫斯科的侵略行为。而且由于与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军事合作方案被放弃，以便安抚克里姆林宫，“重置”也是以中欧的盟国为代价的。此外，这种寻求和解的尝试，偏又发生在俄罗斯对西方的政策——更不用说普京对自己人民的压迫政策——更加强硬的时候。重置不仅没有令俄罗斯表现得更好，反而使普京更加过分。随后在2014年，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占领克里米亚的反应也不足，虽然比布什政府对入侵格鲁吉亚做得好些——欧洲和美国至少在乌克兰被入侵后实施了制裁，但这仍然显示美国政府不愿迫使俄罗斯退出其宣称的利益范围。事实上，奥巴马公开承认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权地位，尽管美国和欧洲也寻求保护该国的主权。而在叙利亚，政府实际上通过华盛顿的被动无为，“邀请”了俄罗斯进行干预，并肯定没进行阻碍，从而加深了日益强化的美国正撤出中东的印象（这种印象最初来自于美军在伊拉克的完全撤出，而那是不必要、不明智的）。随后，俄罗斯的行动扩大了从叙利亚进入欧洲的难民潮，也没引起美国的反应，尽管这些难民潮对欧洲民主体制的损害很明显。奥巴马政府发出的信号是：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美国问题。

在东亚，维护美国持续的利益和影响力原本会获得赞扬，而奥巴马政府也破坏了这一努力。所谓的“枢纽”被证明主要是修辞手段而已。总体国防开支不足，导致无法有效强化美国的区域性军事存在，而政府允许一个关键的经济组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在国会中被毁掉，自己也一样成了党内反对派的受害者。“枢纽”还受到对美国撤退和收缩的普遍看法的困扰，主要是因为总统的辞令和行政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军队从伊拉克过早的、不必要的、战略代价巨大的撤退，随后是与伊朗就其核计划达成协议，然后是针对叙利亚总统使用武力威胁的底线或者威胁。尽管奥巴马政府坚持认为美国战略应该面向亚洲，但美国盟友仍然在想：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的承诺有几分可靠。奥巴马政府错误地幻想着，它既可以在全球收缩，同时又能保证亚洲盟国对美国仍是可靠伙伴的信心。

自然界没有真空

同时，（美国政府的言行）对两个修正主义大国的影响是鼓励它们更加努力修正现有秩序。近年来，两个国家都更积极地挑战现存秩序，一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失去了维持该秩序的意愿和能力。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削弱了对美国全球参与的支持，其在美国的心理和政治影响打开了缺口。

在自由民主国家流行这样一种神话：可以通过服从其要求来安抚修正主义国家。按照这个逻辑，美国的收缩应该减少紧张和竞争。不幸的是，情况往往相反。修正主义大国越是感到安全，其寻求改变现有体系的野心就越是膨胀，因为对改变的抵抗似乎减少了。看看中国和俄罗斯吧：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它们受外来攻击，从来没有享受像今天这样的安全。然而，两者仍然不满意，并且在美国的抗衡越来越少的体系内，更具攻击性地强推着自己的优势。

到目前为止，两个大国的区别主要在于方法上的不同。中国迄今为止更为小心、谨慎，也更有耐心，寻求影响力的方式主要是巨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将其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作为威慑和地区恐吓的手段。它没有直接使用武力，尽管它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军事性的，并带有战略目标。然而，尽管北京直到现在仍慎用军事力量，但假设它未来——可能是很近的未来——还会保持这样的克制，是错误的。军事实力不断增长的修正主义大国，在其认为可能的收益超过风险和成本时，必然利用这一点。如果中国人认为，美国对其盟国的承诺及其在该地区的地位削弱，或者其履行承诺的能力下降，那他们将更倾向于利用正在获得的权力，以便实现其目标。由于（上文指出的）两条趋势逐渐合拢，这是第一个危机很可能发生之所在。

俄罗斯远比中国更激进。它入侵了两个邻国：2008年在格鲁吉亚，2014年乌克兰，分裂了两国主权领土的大部分。鉴于美国及其盟国在四十年冷战期间对此类行动的反应强度，而他们（现在）又缺乏相对反应，必然向克里姆林宫——以及世界其他各国——发出重要的信号。随后，莫斯科派遣大量军队进入叙利亚。它利用其在欧洲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作为武器；它使用网络战争对邻国；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信息战争。

最近，俄罗斯政府又部署了一种中国人没有的，或者至今未使用的武器——直接干涉西方选举进程的能力，既影响其结果，更广泛地损害民主制度。俄罗斯资助整个欧洲，包括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利用其媒体支持受青睐的候选人而攻击其他竞选者；传播“假消息”影响选民，最明显的就是意大利的全民公投；并且已经侵入私人通信，让那些它希望搞垮的人颜面扫地。在过去一年里，俄罗斯第一次对美国使用这种强大的武器，严重干涉了美国的选举进程。

尽管用任何标准衡量，俄罗斯都是两个大国中较弱的那个，但在实现分裂和扰乱西方的目标方面，迄今为止它比中国更成功。它干涉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打信息战，制造更多从叙利亚流入欧洲的难民潮，这些都有助于瓦解欧洲人对其政治制度和现有政党的信心。它在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与美国的被动对比，加剧了对美国在该地区驻留权力的既有怀疑。而北京直到最近的成功，主要是使和美国更亲近的盟友不再对日益增长的中国实力感到担心——但这可能很快就改变，尤其是美国继续沿着目前的轨道前行。有迹象表明，（一些）地区性大国已经在重打算盘了：东亚国家正在考虑不带美国参与的区域贸易协定，或者像菲律宾那样，正在积极迎合中国，而同时，东欧和中欧的一些国家在战略和意识形态上则更接近俄罗斯。我们很快就会面临这样一种情况：两个修正主义大国积极地，包括利用军事手段，同时在两个地区向美国和全球安全发出极端挑战。

美国是可有可无的吗？

（上面谈到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美国人继续表明他们不愿维护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造的世界秩序。在过去的这届竞选季中，唐纳德·特朗普不是要求对美国利益更狭隘界定和减轻美国全球领导负担的唯一政治人物。奥巴马总统和伯尼·桑德斯都表示过不同版本的“美国优先”论。经常谈到美国“不可或缺的”全球角色的候选人失去了，甚至希拉里·克林顿都被迫放弃其早期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支持。至少，应该怀疑美国公众是否还愿意继续支持国际联盟体制、拒绝修正主义大国觊觎的势力范围和地区霸权，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维护民主和自由市场的规范。

就像在大国竞争兴起时那样，这种狭窄的对美国利益的定义，可能加速回到不稳定的状态，并导致这个时代的倾覆。民主世界核心的弱点，加上美国摆脱全球责任的做法，已经鼓励不满意的大国走上更积极的修正主义道路。反过来，这又进一步打击了民主世界的信心和抵抗意愿。历史表明，这是一个下降的螺旋，美国道路极具戏剧性的转变，很难恢复了。

（可是）这种转变可能来得太晚了。在20世纪20年代，而不是30年代，民主国家做出了最重要和最终致命的决定。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幻灭，使他们拒绝在维护欧洲和亚洲的和平中扮演战略性的角色，尽管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做到的国家。美国的撤出弱化了英国和法国的意志，鼓励德国在欧洲，日本在亚洲，分别采取越来越积极的行动去获得地区统治。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欧洲或亚洲发生的任何事都和自己的安全无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才使他们相信这是一个错误。1920年选举中的“恢复常态”似乎是安全无害的，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追求了基本是自私的政策，这为30年代的灾难奠定了基础。到危机开始爆发时，想避免全球冲突的高昂代价，已经太晚了。

在这样的时代，相信地缘政治竞争可以努力通过合作及和解来解决，是很诱惑的。尼尔·弗格森最近提出世界可以由美国、俄罗斯和中国联合统治，这也不是什么新想法了。在每个时代，当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大国试图招架不满意的修正主义大国挑战时，就提出并尝试过这种“共治”（condominium）。但这几乎不管用。除非完全缴械，否则就难以令修正主义大国满足。它们的势力范围对于满足自豪感或不断扩大的安全需求，从来就不够。事实上，正是它们的扩张制造了不安全感，因为它们恐吓自己的邻国，反而使这些国家合起来反对自己。奥拓·冯·俾斯麦所说的“饱足的强国”（satiated power）是罕见的：即使当时德国已经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接替他的德国领导人也不满意。他们努力变得更强大，（反而）制造了反对自己的联盟，亲自实现了自己恐惧被“包围”的预言。

让他一寸，还你一尺

这是崛起中的大国共同的特征：恰恰是它们的行动，导致了自己声称要矫正的不安全。它们抱怨现有秩序（德国和日本都认为自己是“无所获”的国家），但只要现有秩序仍然存在，他们的“不满”情绪就没法“满足”。边缘的让步是不够的，但维持现有秩序的大国也不会让得更多，除非他们被强力逼迫。郁闷的日本是20世纪30年代的“无所获”国家，1931夺取“满洲里”也没有满足。德国是《凡尔赛和约》的受害者，后来拿回了苏台德地区也没有满足。他们要求的更多，而且不诉诸战争，就说服不了民主国家给予它们想要的。

给予修正主义大国它们想要的势力范围，不是和平与安宁的秘方，反而招来不可避免的冲突。俄罗斯的历史势力范围不会止于乌克兰，而是始于乌克兰。它延伸至波罗的海国家，巴尔干地区，以及中欧的心脏。在俄罗斯传统的势力范围内，其他国家不享有自治权，甚至是主权。不管是在俄罗斯帝国还是苏联统治下，波兰都不会独立。中国如果在东亚获得它所期望的势力范围，那将意味着，当它愿意的时候，就可以对美国关闭这一地区——不仅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一样。

当然，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在自己的地区发挥重大作用，俄罗斯也如此。美国不能也不应该阻止中国成为经济强国，也不应该希望俄罗斯崩溃。美国甚至应当欢迎某种形式的竞争。大国在多个层面上——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及军事——竞争。大多数领域的竞争是必要的，甚至是有益的。在自由主义秩序下，中国可以在经济上成功地与美国竞争；俄罗斯可以在民主体系维持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茁壮成长，即使它本身不民主。

但军事和战略上的竞争是不同的。安全局势掩盖了一切。自二战以来，只有美国有能力和独特的地理优势去提供全球安全和相对稳定，今天仍然如此。没有美国，欧洲或亚洲就不存在稳定的权力平衡。虽然我们可以谈论“软实力”和“巧实力”（smart power），但在面对纯粹的军事实力时，它们一直，并且总是价值有限。尽管有各种美国衰落的言论，但在军事领域，美国的优势最为清楚。即使在其他大国的后院，美国也保留了和其强大的盟友一起阻止挑战安全秩序的能力。但是，如果美国不愿意在世界上遥远的地区保持这种平衡，该制度将在地区势力国家无限制的军事竞赛中屈服。而这种意愿的一部分，需要与美国持续的全球角色相适应的国防开支。

即便美国接受回到划分势力范围的状态，国际关系这潭水也平静不下来。那只会使世界退回19世纪末的状态，相互竞争的大国在不可避免地交叉重叠的领域内发生冲突。这些混乱无序的状态，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破坏性世界大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英国主导的海上世界秩序的崩溃，德国崛起对欧洲大陆艰难平衡的破坏，以及日本在东亚的崛起，都促成了一个高度竞争的国际环境，其中那些不满足的大国，在没有其他任何大国或大国联盟团结起来制衡的情况下，抓住机会追逐他们的野心。结果就是史无前例的全球灾难和死亡。在二战结束后的70年中，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伟大成就是，这种竞争已经得到制衡，大国冲突得以避免。如果美国人要摧毁他们的创造——不是因为其难以维持，而只是因为美国人不想再努力，那将是巨大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