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诚凤凰国际智库德国观察员，坎皮纳斯大学、卡塞尔大学社会经济学博士

文字编辑：杨子艺

编者按：

蓄力六十载，作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跨时代技术，人工智能终于在近期集中爆发。告别了流水线作业，无需再做黑心工厂的螺丝钉，新科技的进步让被日常琐碎的劳动绑架的人类看到了“共产社会”的曙光。

近日，百度发布了会“举一反三”的人工智能，该技术使得机器人可以理解操作者的任意自然语言指令，意味着未来人工智能将胜任与人交流的脑力劳动。当人们欣雀跃于人工智能技术在体力劳动上带来的便利时，脑力劳动这一最后防线正在逐渐被AI攻破，情感、直觉以及创造性开始失手。

人工智能产业将对社会制度造成颠覆性的破坏。各色岗位被智能取代，大批劳动者成为“无用阶级”。如何自处的问题不光困扰着无数个体，亦成为政府的隐忧。尽管危机重重，各国发展人工智能的热情从未退却。如今，人工智能已成为全球各大科技公司的必争“风口”。一旦落后，就会在未来的制造业格局中濒临淘汰。

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已经白热化，中国应如何谋划布局才能顺势而上，实现在新技术产业上弯道超车，抢占未来技术领域主导权？本期《先行军》栏目聚焦人工智能，探究前沿新技术引发的社会风暴，解读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危机与重构。

“前所未有变局”带来的恐惧和危机

第一台蒸汽机给当时手工业者带来的惶恐，估计和如今优步带给全球出租车司机的冲击难分伯仲。虽然前几次科技革命也引发了深远且长久的劳动效应，但他们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工人转移就业领域，即从农业转向工业，再转向服务业。

然而，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与劳动效应更具颠覆性。根据创造性破坏理论，一旦人工智能应用于服务业，其创造的岗位数量却远比不上被“破坏”的岗位时，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和工人将何去何从?

波士顿咨询集团预测，在中美德日韩的推动下，本十年结束时，由机器人承担的工作比重将从目前的8%升至26%。而且未来人工智能将从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转向复杂高级的“脑力劳动”。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将在更大程度上剥离劳动生产，只保留有限的工种。当前热门的一些白领工作，如会计、销售、翻译、记者等，也将被人工智能取代。

霍金在《卫报》专栏中写道:“工厂自动化已经让众多传统制造业的工人失业，人工智能的兴起很有可能会让失业潮波及到中产阶级，最后只给人类留下护理、创造和监督之类的工作。”如今，潘多拉的盒子已经开启：2000年高盛纽约总部有600名交易员，到了2017年只剩两名，取而代之的是自动化交易程序。

这也预示了未来社会中的阶级新变化。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其凶猛程度将远超以往的工业革命，如果说工业革命催生了无产阶级, 人工智能革命则直接产生“无用阶级”。

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预言：拜机器所赐，人类社会将诞生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的、对经济和军事都毫无用处的“无用阶级”。在人工智能时代，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将处于永久失业状态，他们不能参加生产、没有稳定收入，所以不得不停止消费。而资本家为了谋求利润最大化而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或机器人，那么此时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仅供资本家独享？这样的经济体制能否延续？

当前，各方数据都表明社会财富分布正在往顶端1%的人群集中，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增大，下一场经济危机正在迫近。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可能是压垮现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

波士顿动力公司的阿特拉斯机器人

坐享工资，人工智能等于“共产主义”？

既然传统政治、经济体制面临诸多不确定，人类亟需一个稳定且长久的新型社会制度。历史上，福利制度及福利资本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对于广大无产阶级的怜悯，而是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和政治稳定的一剂药方。在人工智能社会，这剂药方能否依然灵通？伊隆•马斯克对“福利社会”有着独特洞见：“得益于自动化技术发展，最终我们很可能得享统一的基本收入，或者类似的收入模式。”

《纽约时报》也曾在文章《机器人乌托邦：不用劳动，坐领工资？》中指出，全民基本收入（UBI）已得到纽约和硅谷的一批风险投资人的支持，这些科技领域的先锋最清楚技术对未来就业的影响；奥巴马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统一收入是否可行”将成为未来二十年间的热议话题。全民基本收入或将是继最低工资后影响巨大的社会改革，它将成为未来维持社会经济运转最基本的社会安排。

“UBI的学术讨论已经趋于成熟，下一重点应是各个国家通过实验论证UBI的可行性方案。”全球网路工会亚太主席Christopher Ng对凤凰国际智库表示，UBI在智能时代的影响深远，它或将颠覆现有的全球社会福利体系，重构社会分配关系。

事实上，为规避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带来的失业风险，近些年，许多国家，如古巴、冰岛、瑞士、荷兰、纳米比亚、肯尼亚、印度，韩国等都曾尝试在有限地引进全民基本收入计划。部分地区也已开展了实验项目，如美国的阿拉斯加州石油计划，加拿大马尼托巴省实验、安大略省试点以及多芬市的米糠计划，巴西的家庭补助金计划等。

其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当属2017年芬兰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该试验被德国《经济新闻报》评为欧洲福利改革的先锋，有望成为欧洲福利政策的新样本，或将正式拉开全民基本收入的帷幕。

按照芬兰计划，原有工作被人工智能取代后，人们可以发明新工作。但考虑到新工作的周转时间长、成功率低，政府计划为国民发放全民基本收入，让国民在国内消费；消费流到公司后，公司再缴税给政府，以此维持资金循环与资源分配。

人工智能领域已暗潮涌动，中国迅速“攻城略地”

人工智能取代传统体力劳动的担忧，只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吗？其实不然，发展中国家更应思考这次科技进步的隐患：一旦人工智能革命成功，首当其冲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因为资本家们会将初期人工智能的优先应用于资源密集型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或者倚仗人工智能应用于制造业领域带来的低成本优势，通过撤资、回流本土规避发展中国家日益上涨的制造成本。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就是一例：它已经使用机器人进行组装，正在回归硅谷制造。

实际上，在未来制造业的主导权与国际资本家的竞争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已经在人工智能技术和智能机器人的战场上展开了角逐。战略咨询机构埃森哲认为，2035年人工智能将推动12个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强化世界经济格局。“让制造业重返西方的机会窗口，必须赶在中国人大规模使用机器人进行生产之前。”荷兰皇家飞利浦电子公司总裁万豪敦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如是说。中国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在这场角逐中必然会占领高地。麦肯锡在报告《机器的崛起：中国高管眼中的人工智能》中指出，中国具有引领人工智能行业的趋势。

中国的人工智能市场前景不容小觑。数据显示，中国早在2013年就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政府最新五年计划将投资数十亿人民币支持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升级，例如于企业内推广机器人技术。到“十三五”末，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年产量将达到10万台，服务机器人产业规模有望超过300亿元。

目前，中国人工智能应用一如“旧时王谢堂前燕”，由曾经的“主阵地”汽车行业快速向一般制造业领域展。2015年，应用于汽车行业的工业机器人市场占比降到了36.8%，而搬运、上下料机器人的占比已经达到43.8%。在其他工业领域则出现了国内企业与国际“四大家族”合作发展的局面，例如2015年安川电机与美的集团合资成立了两家机器人公司。同时，中国企业收购国外机器人公司方兴未艾，例如，2014年埃夫特收购意大利CMA喷涂机器人公司和EVOLUT公司。

在我国，人工智能也已成为诸多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和创业投资的热门方向。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争相布局，向移动智能终端、无人驾驶汽车、无人飞机、智能医疗诊断、智能家居、智能安防等领域聚焦。2016年，百度深度语音识别技术被《麻省理工评论》列为十大突破性技术之一，与生物技术、航天技术、纳米技术并列，成为唯一一家入选的中国公司；清华大学研发成功的人脸识别系统以及智能问答技术已实现应用；中科院自动化所成功研发出“寒武纪”芯片并建成了类脑智能研究平台。

在新技术方面，中美两国的不同在于，美国擅长创造新的技术和理念，而中国擅于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出好的产品。美国资深国防官员罗伯特•沃克称，AI（人工智能）领域方面的专家大多集中在了Facebook和Google，但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聚集中国。2017年，前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资深人工智能专家陆奇离开微软，入伙百度。甚至还有些国内企业已将资本的触手伸向海外人工智能领域，如腾讯公司去年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意在投资美国的AI公司。

应用德国库卡生产系统的工厂

若想“弯道超车”，前路仍然高手凌云

虽然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迅猛，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该领域，尤其在机器人技术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在人工智能重点技术和应用领域方面，中国依然缺乏整体专利布局，缺乏专利合作以及产业标准与人工智能专利间的有效衔接；在人工智能规模方面，《乌镇指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指出，美国现有中国6.8倍的融资规模、4倍的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和1.7倍专利数；在机器人数量上，中国万名企业工人的机器人拥有量为36台，而韩国已高达478台，日本314台，德国292台。

在专利布局缺失、机器人拥有量低下的同时，中国机器人品牌市占率低、位于价值链低端。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前，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由外资品牌统治，瑞士ABB、德国库卡、日本安川电机和发那科等外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销量占70%以上。而据《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评测，中国机器人生产及集成应用的大部分企业以组装和代加工为主，产品主要集中在三轴、四轴的中低端机器人。

除了技术问题，中国传统行业还没准备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诸多传统行业并未把其视作战略重点。麦肯锡调研发现，仍有40%的传统行业公司尚未将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性议题；在过去的一年里，60%公司的人工智能战略并未取得满意进展。而且人工智能领域的行业标准混乱，还面临技术架构体系不成形、平台与应用之间的接口不一致等问题。这直接抬高了人工智能领域的进入门槛，不利于形成良性发展的产业生态。

对于着手制定人工智能战略的企业，人才匮乏是其主要桎梏。中国只有不到25%的人工智能从业者拥有超过10年的行业经验，而美国这样的人才已过半；国内开设机器学习专业的中国高等院校屈指可数。

面对未来的人工智能社会，中国在社会安排上还远远没有相应的制度准备。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认为，机器人的普及使发展中国家更难搭上经济增长的“自动扶梯”。社会保障水平刚刚起步的中国完全没有应对机器人时代的社会安排。

然而，人工智能革命所引发的福利制度改革论述，恰恰为中国福利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参照。中国可以借鉴福利国家在制度建设上已取得的成果和经验教训，密切观察他国在制度变革过程中，尤其是在对接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的现实考量和社会论述，并大力鼓励学术界对已经运行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方面进行理论分析，最终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宏观经济形势，为战略部署献计献策。

目前，中国已经到达了科技创新的历史节点。英国《金融时报》称，中国吹响的号角证明，科技竞争力与经济实力、主权实力一样，是任何一个现代超级大国奠定地位不可或缺的支柱。对此，凤凰国际智库认为，人工智能时代对中国来说确实是机遇，但在专注科技的同时，更要放眼未来，做好相应的制度设想和准备，这样才能从容不迫地直面新形势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