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核心观点来自刘戈新作《在危机中崛起：美国如何成功实现经济转型》。该书主要从全球视野观察大国崛起的历史与逻辑。通过回顾决定美国命运的两大重要时期和十大生死抉择，审视美国如何走出经济低迷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最近任泽平先生“新周期”的预测引发众多争议。究竟是独到见解，还只是一家之言？又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

　　1

　　对经济大势给出一个十分明确的预测，而且是和大部分同行不同的观点，这样的经济学家，需要足够的勇气。尽管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预测都会在一地鸡毛中不了了之，但偶尔也会造就出大师扬名立万的基石。

　　最近任泽平先生高声大胆预测“新周期”已经到来，这对已经打算在“新常态”、“L型”的掩护下卧薪尝胆谋转型的企业家们无疑是一声春雷，惊得浑身一颤，继而喜大普奔。

　　任先生判断“新周期”已经来临的主要依据来自于众多的产业过剩产能已经在行政化和市场化的双重压力下出清，按照以往几个周期的时间和特征，“新周期”的曙光已经照亮了东方的天幕。

　　其实，仅仅在一年多前，任先生用来做论据的景象也被另外一些学者用差不多同样的语气表述过。2016年第一季度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被当时众多的媒体和专家形容为“开门红”。大家用这一在中国经济发展语境中失踪了很久的词汇来表达这些数字带来的喜悦感。

　　在过于兴奋的声调中，我似乎也听到一点忽悠股民入市，为下一轮“割韭菜”施肥的声音。甚至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宣布，中国经济已经迎来U型反转，从此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的周期，一季度的向好数据就是这个新周期的开始。

　　当时本人曾在央视财经频道《央视财经评论》节目和发表在《环球时报》的文章中狠泼了一盆凉水。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稍微冷静一点就会发现，导致2016年一季度经济“开门红”的因素主要来自于房地产的复苏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重启，这是之前几个月来房地产刺激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投入的效果显现。也就是说，这些给我们带来信心的增长因素恰好是这几年我们一直力图摆脱的路径依赖。你以为自己这一次找到了真爱，但结果发现，导致姑娘看上你的，还是你爹的钱——这不免让人略微地有些沮丧。

　　当然，作为一个中性词，并不存在白富美的GDP和傻白甜的GDP之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除了实实在在的产出和就业，还在于传递这样一种有助于信心建立的微妙心理--在经济下行有滑出风险控制区的时候，政府只要略微地动用几件工具，就可以让偏离的车体重新回到既定的轨道上来。

　　而最近一段时间钢材和煤炭价格的上涨，再一次勾起人们对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以及随之带来的股市机会的热切期盼，以至于“新周期”的说法又卷土重来。

　　我们需要坚定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信心，但更不能忘掉几年来所形成的共识：过度依托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被迫也必须进行一次痛苦的转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和困境，并不会因为所谓“市场出清”而缓解。在无数个城市新区满眼看过去的空置房和烂尾楼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

　　中国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大量短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这是此轮经济下行和之前几处的本质不同，忽略这种不同，而片面强调所谓“市场出清”并不负责任地得出“新周期”到来的结论，会给那些处于迷茫之中的民营企业家以极大的误导。对企业来说，这种说法很容易影响企业管理者的判断，增加过剩产能企业的侥幸心理，导致更多的企业硬撑，从而占用更多的市场资金和资源，影响整个经济的转型的力度和速度。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种说法会加重投资者的赌徒心态，进而使股市和其他市场的投机氛围加大，导致资本市场更大的波幅。

　　对地方政府来说，“新周期”之说将有可能导致主政官员工作重点和工作目标的失焦，搁置本来规划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计划。搞改革一定会扰动现有利益格局，费力不讨好。如果转而回到上项目、搞土地财政的老路上，则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得多。

　　2

　　不管统计数字有什么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方面还是没有改变--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长期性没有改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艰巨性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复杂性没有改变。

　　首先，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长期性没有变。在上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政府政策、机构和个人投资、社会人力资源几乎都向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重化工业倾斜，采矿、钢铁、有色、建材、造船、货车、建筑机械、房地产、金融等行业吸纳了最多的资源，形成了极大过剩的产能，并且背负了巨大的债务。最近的两三年，虽然这些领域里的企业一直在谋求转型，但相当多的企业未必能够走出困境，在今后的几年中依然会有不少企业在苦苦支撑多年后，陆续地倒下。这些企业的倒闭会带来多大的连锁反应？会连带多少供应链上的其他行业企业？相关利益关联方决不可掉以轻心。

　　此外，在一般制造业领域，众多在服装、家具、家电、轻工、电子等传统领域的中小企业由于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不断降低，同时由于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差、管理水平低很难实现转型，也将陆续被市场所淘汰，这个过程也将持续多年。这些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资金也比较严重，一家企业的倒闭很可能拖累其他相关企业，导致连锁反应。

　　发生在今年上半年“刺死辱母者”事件的背后就是中国现在众多中小企业的一个病理切片。在巨大的转型过程当中，很多企业被深度卷入到债务纠纷里。几年前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以及从温州开始的中小企业债务危机在不断暴露并向全国不少地方漫延，甚至一些巨型民营企业也陷入到同样类型的债务危机中。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现象？显然众多的企业是在不断地饮鸩止渴当中延续企业生存的寿命。

　　所以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这样的事情还会不断地重复，因为它就是一个新企业的诞生和旧企业的死亡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既是经济转型所必须经历的惨烈现实。

　　我在《在危机中掘起》一书中，分析了20世纪美国的两次经济转型，一次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一次是70年代的经济滞涨。两次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都有大量的企业死去，整个社会也经历相当长的一个疼痛期，是长期的疼痛而不是阵痛。阵痛像女人生孩子，一使劲这一关就过去了，而经济转型没这么痛快。

　　对于大多数的民营中小企业的掌舵人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摸索出来的那些从商经验——怎么样获得资源、怎么样获得订单、怎么样打造产品、怎么样提高质量等等经验，在新的竞争背景下会失效。外界环境的变化加上债务纠纷，让很多企业家从原来得心应手变得手足无措。我觉得对于今后两三年之内，甚至三四年之内，整个经济转型的严酷性，可能企业家要有充分的准备。

　　作为推动经济转型的“双创”行动中，基于服务业互联网+的大众创业相对火热，但企业真正基于技术进步的创新能力偏冷。大部分中国企业对技术研发的主动性投入不足，这可能导致经济过程中转型的科技创新能力很难在短时间形成爆发性增长，以弥补传统行业下跌形成的缺口。从而使中国经济转型的时间被一再延长。

　　其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艰巨性没有变。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被描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政府改革层面，清理各类不合理的管制和准入政策、商事制度改革、财税领域的营改增和对小微企业减税等政策的实施都已初见成效，但真正触及利益调整痛处但又必须痛下决心的“硬骨头”被绕过去了。

　　例如，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迄今为止的改革措施都是基于原有税收框架下的修修补补。将间接增税为主向直接征税为主过渡的目标被无限期搁置，税收实际上已经丧失调节贫富差距功能的问题被长期回避。在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不再被提及，中国证券市场依然被维护成一个有利于寻租行为的高门槛特殊市场，使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的通路不畅。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农民工进城和人口的自由流动的预期依然被“积分制”、“居住证”缺乏诚意的限制性措施所阻挠。

　　而所有的这些被暂时绕过去的坎，最终都会发现是无法回避的。当真正触及重大利益调整的改革举措推行的时候，整个经济运行也必然会遭受更加剧烈的考验。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二十多年来形成一套地方政府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方法失灵之后，尚未有新的机制建立。政府干预或者促进经济增长的权利边界的界定也是改革的重要目标，任务同样艰巨。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没有变。中国经济的减速和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已经形成一种双反馈机制，在中国经济进入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常态之前，很难指望世界经济能够强劲回暖带动中国经济上行。同时，人民币的国际化越走向深入，承受国际金融动荡的危险性就越大，对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研判和应对的挑战性就越强。在这方面，我们的能力和人家的经验是小学生对研究生。一旦我们未曾预测到的国际金融危机或国际炒家的兴风作浪遇到中国经济体本身的病灶，就有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中国企业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国际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趋于复杂，而不是相反。

　　提醒大家中国经济的“三个没有变”不是唱衰中国经济，而是希望更冷静、全面、长期地观察中国经济。真正的信心来自于对困难最全面的准备，而不是某些指标的短时间变化。

　　3

　　从1979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的城市化人口从20%上升到57%，这一阶段可以看做是中国工业化的中期。在这期间，虽然有1989年前后、1997年前后和2008年前后三次市场下行的调整，但中国经济都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

　　1990年，中国GDP曾经创造了年增长3.84%的最低增长记录，但在第二年也就是1991年既实现了9.81%的“V”型反弹。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中国1998的GDP增长速度下降到7.83%、1999年下降到7.62%，但盘桓两年之后便强劲回升到8%以上，实现“U型”反转。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GDP增长速度在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一度降到7%以下，但紧接着由于四万亿投资的迅速推出，又一次实现更加凌厉的“V”型反转。这“两V一U”的反转都是在政府大规模投资刺激之后实现的，而后两次的经济下行之前政府都曾大力推动过去产能的政策，甚至上演过不少或“挥泪斩马谡”或“杀鸡给猴看”的戏码。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总是那么出人意料的顺风顺水，那些凡是听话主动淘汰过剩产能的地方和企业都干了傻事。那些顶着不办、或者阳奉阴违的企业和地方保住了他们的小煤窑、小高炉、小电厂、小轧钢厂，都在接下来一轮的经济增长高潮中赚了大钱，取得了先机——这是每一次中西部地区的干部去东南沿海地区参观学习之后的切身感受。

　　而目前在煤炭、钢铁、建材等领域需要淘汰的过剩产能，大多不是以前的所谓“落后产能”，相当多是建成时间短、技术更先进“优势产能”。让这些地区和企业下决心淘汰过剩产能是十分艰难的工作，地方政府出于保持就业稳定、实现GDP目标都会支持甚至要求经营亏损的企业继续强撑。

　　所以一旦有中国经济再一次依照惯性将实现“V型”或“U型”反转的说法或动向，大家宁愿相信这将成为现实。但“权威人士”和大多数中国主流学者都十分清楚这一轮中国经济下行的动因和走向的确和之前的三次下行周期不同。

　　此前的三次下行调整，直接动因都是来自国际因素的影响，而中国国内远未被满足的消费和基础建设的巨大需求，加上中国制造产品在国际市场形成的价格竞争力，使得政府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刺激效力立竿见影，使经济形成“V型”或“U型”反弹。

　　但这一次不同是，随着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结束，中国无论是消费还是基础建设都产生了阶段性过剩现象，而在国际市场，由于“人口红利”的结束，成本的提高，那些主要依靠价格竞争力的出口产品需求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替代。回望其他世界大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经历，在城市化率达到50%-60%期间都会发生一次大的调整。这次调整不再是仅仅以周期性为主，而是周期性和结构性共振。

　　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以及巴西、智利、伊朗等国家的动荡都是在城市化发展到这个水平的时候发生的。不在这一次经济下行的窗口期，彻底将工业化中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切换到工业化后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必然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所以面对这一次经济下行调整，必须既如履薄冰又大刀阔斧。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转型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出台的政策动作要小心翼翼。另一方面有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打破既得利益的桎梏，对整个经济运转方式和分配方式动大手术。

　　因此，慎言“新周期”既是对经济运行现实的尊重，也是对企业界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负责。

　　作者刘戈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8月28日“听戈”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