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澎湃新闻；作者：唐世平

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被誉为“最后一个逃难到美国并拥有卓著成就的政治学家”。其著作《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中译本于2018年4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政治心理学凉风书会联合北京大学出版社举行的读书会上，与会学者就其学术思想、理论成就及现实启示展开了讨论，澎湃新闻“外交学人”获授权刊发此次讨论成果。

理查德·内德·勒博

2018年4月，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的《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译者为国防大学的赵景芳教授。

首先，这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因为勒博的学术贡献实在应该获得更多的承认。

理查德·内德·勒博是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理论大家，现为达特茅斯学院的詹姆斯·弗里德曼校长讲席教授（退休），英国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教授。他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和纽约城市大学。他出版、发表了多部著作和大量学术文章，其中《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获得了美国政治学会以Robert Jervis和Paul Schroeder的名字命名的“历史与国际关系学著作奖”（Jervis-Schroeder Award）、英国国际关系学会（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的苏珊·斯特兰奇年度图书奖最佳图书奖（Winner of the Susan Strange Award）。他的《政治的悲剧视角》（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获得2005年度亚历山大·乔治政治心理与国际社会图书奖。

笔者在2011年就勒博在当时的成就写过一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744a73490100ql8o.html）。在那个博客中，我断言，“在IR领域（IR，即International Relations，国际关系——编者注），如果让我列出在这个世纪已经成就大师水平的学者，目前为止我只会列出一个人——勒博。”今天应该不会有太多人质疑勒博的学术地位了。2014年他被评为国际关系研究协会（ISA）的“国际安全领域”的“杰出学者”，2017年当选为“英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院（British Academy）的院士可以算是一个佐证。

笔者拟从四个方面对本书以及勒博的学术生涯和主要学术思想进行简单的阐述。

《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书封

勒博的学术发展轨迹（scholarly trajectory）

曾有人评价说，“勒博是最后一位（在二战中）从欧洲逃难到美国并成为卓著学者的人”。我猜大致准确，因为这一代人最小的也和勒博差不多大了吧。

全面评价一位学者的学术之路，我们需要从了解其人生经历开始。我想，在勒博身上可能更是如此。勒博为犹太裔，1941年出生于法国。在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途中，他的母亲将他包好并从车窗中扔出，之后被地下组织解救后1942年逃到美国才得以幸存（勒博的生父和生母最终都被纳粹屠杀）。他的犹太血统，使他尤为关注种族主义等相关的问题。他的内心充满对种族主义的强烈的反抗。他的大学阶段正值美国的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的高潮。他的博士论文《白英格兰人，黑爱尔兰人》（1976），深受Gordon Allport的名著《偏见的本质》（1954）的影响，从心理学角度讨论了英国对爱尔兰人的歧视政策。本书中提到的认知不协调等分析，证明他从很早就已经涉猎社会心理学领域。

此外，勒博的成长年代恰逢冷战时期，特别是两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总体来说，他的个人经历使他深刻体会了种族主义以及战争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伤害。而他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关怀是指引他学术研究的根本原因。

应该可以想象，勒博的政治取向是典型的民主党。

尽管学术成就卓越，但是勒博在相当长的时期都没有获得太多的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承认，这与他特立独行的个性有着重要的关系。比如，与Jervis属于偏理性主义学者不同，勒博提倡广泛的、非理性的分析视角，并拒绝为讨好他人而放弃自己的观念。这也是他被耶鲁大学研究生院赶走而最后是在纽约城市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原因。当然，1960年代的纽约城市大学曾经是“平民的哈佛”，拥有向Karl Deutsch这样的巨匠级学者。

另一方面，也许勒博的内心更像是一个欧洲人，也更容易为欧洲学术界所认同和肯定。

勒博的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1962年接受高等教育开始至冷战结束，这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勒博基本上只关心比较现实的问题。这段时间，他一直是一个基于社会心理学的建构主义者。一定意义上，喜欢社会心理学的人士容易成为建构主义者。连Jervis后来都说，他自己也是一个（温和的）建构主义者。

2.冷战结束后至2003年。在这段时间，勒博更加深刻地反思并批评当时主流的国际政治理论，从现实主义到威慑理论等等。这段时间也是他学术生涯中一个重要的积累和过渡期。

3.2003-2016。这个时期是勒博学术生涯的巅峰。他极其多产，一共出版了11部专著（其中有三部是基于论文集而发展出来的），以及三部编著。在这段时间，勒博试图通过回归西方政治科学的起点（比如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为他的理论发展提供基础，从而重新解构和建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他的努力大致可以看成是基于人性和过程的（新）建构主义。我认为，他的学术成就远超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美国国际政治学者，从温特（Alex Wendt）到莱克（David Lake）。

4.2016年至今，在完成了宏大理论建构之后，勒博基于理论来重新回归现实，又出版了或马上将出版至少两部专著，从《国际秩序的兴衰》到《避免战争、缔造和平》。其中的政策关怀也包括对中美关系等现实、热点问题的关注。

勒博在四个领域中均有卓越贡献

1.把政治心理学或者社会心理学，特别是把emotion（情绪、感情）引入国际政治研究中。这是勒博和Jervis最大的不同。勒博强调，人不是纯粹理性的，emotion无处不在，而自我（ego）是最重要的emotion；

2.威慑理论和危机管理。在这个领域，勒博一直对美国主流的“危机管理”理论（比如Thomas Schelling等等）持强烈批评态度。除了他的《在和与战之间》（1981）之外，勒博和珍妮丝·斯坦恩《我们都输掉了冷战》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Lebow and Stein, Princeton 1994）也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在写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勒博和斯坦恩访谈了很多亲历过古巴导弹危机的重量级人物，并获得了阅读苏联、美国等很多原始文档的机会。这使得这本书几乎是难以复制的。

3.国际政治哲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hilosophy）。基于对古希腊文献的重新解读，勒博试图重新诠释和构建一套新的国际政治哲学理论。

4.勒博分析视角宽泛，他对方法论，特别是“反事实思考”方法的讨论也有重要贡献。

《和平与战争之间》对理解当下国际热点问题的启示

笔者在此主要强调这本书对于我们理解当下中国面临的复杂问题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首先，领导者的偏好（preference）与决定（decision），根据其性格（personality）不同，对其作出决定起到重要作用。领导人明显表露出来的偏好在危机面前是危险的。尤其是当拥有决定权的领导者身边的人在了解到领导者的偏好与性格后，就不会再与他主动做出沟通、引导的行为。领导者在决策之前，其明显的偏好会向周围的人释放出信号，其周围的人也乐于对其附和。而领导者则愿意捍卫自己的权威地位。从而导致其自尊心和决策行为捆绑在一起。因此，对于决策者而言，个人偏好最好不要展示给周围的人，这样才能避免来自周围有意义的分析与见解被过滤掉。

其次，从全面的政治环境来看，拥有权力往往伴随着服从。好的决策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够容忍周围持和自己不同意见的人，而且他还必须要相信这些人。回顾当年的杜鲁门对麦克阿瑟、艾奇逊，以及尼赫鲁对门罗等。他们周围有太多阿谀奉承的人。领导人周围的决策圈很小，如果其中没有或者极少有敢于说真话的，除非领导人是“上帝”，否则在这个时候往往因为认知的闭合而导致错误的决策。因此，一个领导人必须对自己的内部圈子（inner circle）的真实情况有着深入的了解。

第三，在危机管理和国际关系领域，很多学者都会忽略一个关键问题，即很多处于关键地位的领导者，在面对危难时，会出现失去能力（incapacity）的情况，比如，一战前夜的德皇和希特勒进攻苏联后的斯大林。这也是容易造成危机和局势趋于严重的因素。

勒博的国际战略研究对我们的启示

勒博治学风格与研究方法，能够带给我们如下的启示。首先，他关心真实世界，但是又不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而是追求更加深刻的理解；其次，他提倡学者的阅读和研究要有宽泛的视野；第三，在学术观点上，他敢于挑战他人，具有批判性的思维（当然，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最后，勒博对学术人才和晚辈（包括我本人）也是非常提携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