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外交事务》；翻译：观察者网

导语：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旗下杂志《外交事务》曾于2018年3/4月刊发表了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和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伊莱·拉特纳的文章《思虑中国》，引起中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强烈反响和积极讨论。该文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向来基于一种假设，即中国将逐步自由化并融入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但中国的实际发展越来越不符合美国政策制定者的预期，因此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对华政策。

《外交事务》杂志7/8月刊以《美国误判中国了吗？——辩论接触政策》为题，发表了包括王缉思、芮效俭、艾伦·弗里德伯格、托马斯·克里斯滕森、帕特丽夏·金、约瑟夫·奈、李世默等知名中美政治学者对《思虑中国》一文的讨论，以及坎贝尔和拉特纳对点评的回应。

中国的观点

“美国总是高估自己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能力。”库尔特·坎贝尔和伊莱·拉特纳在他们合著的文章《思虑中国》（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2018年3-4月刊）中这样写道。当然，这里的“中国”还可以换成今日的埃及或委内瑞拉，以及1975年“西贡陷落”之前的南越。美国人常常以为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偏好改变其他国家，然而在事与愿违后又表现得很沮丧。坎贝尔和拉特纳的反省令人钦佩，而他们的建议也值得认真对待：华盛顿应该更加关注自身的实力，并将对华政策建立在更切合实际的预期之上。

尽管坎贝尔和拉特纳有理由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感到沮丧，但是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们也同样对美国感到幻灭，甚至产生困惑。在中国，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美国问题观察者们发现，那个我们已经研究了数十年的国家越来越难以辨认、难以预测。我们也需要自省到底哪里出了差错。政治极化、权力斗争、政治丑闻、对国家建制派缺乏信心、“推文”地位堪比政策声明、高级外交官跑马灯式的撤换、政府关键岗位的轮空——这些问题都曾经出现过，但自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来，这些现象密度和规模尤其令人震惊。

特朗普政府掌握和运用美国实力和影响力的方式让中国的政治分析人士感到困惑。近年来，美国人总是要求中国遵守“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现在华盛顿却放弃或终止了它曾经倡导的规则，例如《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而言，要辨别美国想要自己和其它国家遵守哪些规则、维持怎样的世界秩序，以及弄清美国在主要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已经越来越难了。

让中国更加感到不安的是，另一种关于中国的共识正悄然在美国社会成型。在美国，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关注中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以及主张权利的行为，而自由主义者则谴责中国对内加大政治控制力度，而两者的共识在于将中国视为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势力”。美国政府文件，例如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这种对中国的描述提供了官方背书。结果就是中美之间在商务、教育以及其他领域的协议越来越脆弱。过去的危机，例如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2001年中国战斗机与美国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相撞等事件等，对中美关系形成的风暴都是暂时性的。现在中美关系的恶化很可能是永久性的。

即便如此，中美之间的两大基本原则仍然会阻止两国之间发生正面的冲突。首先，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那样，当今地缘政治最大的分歧在于“有序世界”和“无序世界”之间的分歧。中美两国都属于有序世界。让坎贝尔和拉特纳感到遗憾的是，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使得奥巴马政府从“重返亚太”或是“亚太再平衡”战略分心，但这或许不一定是件坏事。尽管特朗普政府给中国贴上“主要对手”的标签，但是特朗普政府仍旧将注意力放在了无序世界（尤其是中东和朝鲜）上。只要中国不出错，不让美国把注意力从迫在眉睫的麻烦转向中国，那么这个趋势就不会发生变化。

其次，尽管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和经济摩擦可能会加剧，合作潜力仍未消失。例如，美国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能够帮助中国应对环境挑战。同时，如果中美两国社会之间的联系得以强化，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将愿意把积蓄花在美国医疗所取得的重大技术突破上。

坎贝尔和拉特纳似乎对“中国国内一种观点日益明显，即美国（以及广义上的西方国家）正以势不可挡的趋势衰退”而倍感烦心。事实上，中国的智库和媒体一直在争论美国是否成为了一个衰败中的大国，但是迄今没有形成任何的共识。尽管中国官方媒体偶尔会自吹自擂，但是北京方面仍然清醒地将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不仅需要在经济方面追赶美国，还需要在高等教育和科技水平方面追赶美国。事实上，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中美都算得上崛起中的大国。尽管中国崛起的速度更快一些，但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仍然很大。对于中国而言，坚持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避免把摊子铺得太大浪费资源是明智之选。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他2011年出版的著作《论中国》中提议美国与华盛顿建立起“协同演化”的关系，在此关系中“中美两国都追求国内的发展，在可能的领域展开合作，并且调适两国关系使得冲突减到最小。”我认为“协同演化”也意味着“良性竞争”。搞清楚中美两国哪个国家更有能力解决国内问题，让本国的民众满意，才是中美两国最具有建设性的竞争模式。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

接触是有效的

坎贝尔和拉特纳攻击美国过去四十年对华政策失败，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前提，即美国政策目标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中国。此类批评往往把美国公开维护政策正当性时诉诸价值观的方式，与其以国家利益为先制定政策的方式混为一谈。

回想一下终极现实主义者理查德·尼克松。1967年，在尼克松竞选美国总统之前，他曾经也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阐述改造中国的必要性，但在当选总统之后他却通过巧妙的政策把中国拉拢到美国这一边，彰显出他的真实动机：他并不想把中国改造成民主国家，而是要利用中国获取地缘政治优势，为美苏争霸的目标服务。

另一个例子是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为与中国建交而作出的努力。（我当时作为美国国务院官员参与了中美之间的秘密谈判。）如果华盛顿没有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就不能在冷战中利用中国占据优势。这才是推动中美关系迈向正常化的政策考虑，而不是使中国走向民主的虚无梦想。

基于利益的政策制定规则也有例外，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错误地决定将贸易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联系起来，徒劳地想利用经济杠杆强迫中国改变行为。（作为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我曾经质疑过这种做法欠考虑，但最终还是只能选择尽量执行政策。）这项政策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北京方面有多固执，而是因为美国将自身的两种利益对立起来，导致华盛顿内部发生派系斗争。最终，克林顿总统取消了这项政策。

迄今为止，对华建设性接触很好地服务了美国的利益。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与中国的合作在许多领域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企业很渴望打入中国的市场，美国公司也凭借中国廉价劳动力降低了产品成本。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相信核扩散能够打破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垄断，但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认为核扩散对中国国家利益构成威胁，并于1992年加入了《核不扩散公约》。如今，要是没有中国的合作，应对全球变暖将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与此同时，中国自己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决定允许最优秀的学生去美国高校留学，让他们见识美国市场经济的活力，向他们展示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在制约滥权和腐败中的积极作用，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部分外交官在美国接受教育，他们变得十分专业。中国的金融家则把在西方学到的金融技能带回国内。中国的律师受到国际标准的影响，默默起草了新的监狱法，减少了服刑人员受虐待的情况。

中国的经济发展使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赤贫，美国应该阻挠中国的发展吗？这哪里符合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一直很清楚，随着中国越来越繁荣富强，一个新兴大国初现雏形，但是这并没有成为，也不应该成为美国充满戒心的原因。难道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的美国政府除了打仗没有其他办法与另一个强国处理好关系？

去年秋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提供给国会的证词中称，在2025年到来前，中国将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这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华盛顿方面错误地认为这个结果已经注定，那么这一天将更早到来。削减国务院的预算，让最有经验的外交官员相继离职、贬低外事外交工作，都将削弱美国战略布局中外交政策的力量，导致军事措施成为唯一的手段。

有一种更好的方法。美国最明智的选择是在扩大国家利益的同时保持对华接触。如果华盛顿能够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那么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将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督促中国以和平方式崛起。与此同时，美国应该停止向世界传递其不准备再扮演全球建设性领袖角色的信号。相反，美国应当强调其政策将追求公共利益，而非一己私利。美国要与崛起的中国打交道，首先应该增加自身模式的吸引力。

（作者为前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创始人芮效俭）

走到今天这一步，早有迹象

美国对华政策将走向何方？坎贝尔和拉特纳的文章为这场激烈的争论提供了重要价值，但尚不完善，且在某些方面有误导性。虽然没有哪个思想学派或独立观察家有资格声称过去二十余年以来自己对中国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但一部分人的确更善于领会北京方面的动机、预测中国的行动。坎贝尔和拉特纳提出，“美国应当重新思考对待中国的方法”，那么首先应当承认中国观察家之间存在差距，然后对造成差距的信念与假定加以分析。

两位作者指出，接触并未如预期般推动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化，也未能将中国转化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一名“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事实上，美国方面乐观的观察家们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为掌握国内政治权力而愿付出的智慧、决绝和毅力，也高估了另一方面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力量，以为它们能推动中国进一步走向开放、融合和民主。自邓小平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以来，中国领导人在使西方领导人期待一再落空的同时，找到从全球经济参与中获益的方式，并以刚柔并济的方式控制其国民。

关于经济增长的前提、发展和民主的关系、参与国际体系的社会效应等学术理论对乐观主义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不管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些理论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树立了确凿的权威，这使得乐观主义者更容易轻视甚至忽略那些与理论矛盾的证据。而且，自90年代以来，中国成功地对外开展政治宣传，使美国乐观者受到影响，误以为接触正在对中国产生预期效果。

许多乐观主义者还缺乏想象力和战略共情力。在他们看来，加入西方“俱乐部”是北京方面唯一的出路。他们似乎没有认识到，对中国的统治者而言，主流国际秩序的自由基石具有巨大的威胁。尽管对华乐观派的论点存在诸多缺陷，它们还是构成了美国政策的基础。这些政策承诺推动美国的和平与稳定，造福美国社会的部分行业，自然得到了有关专家、企业家、政治家和前政府官员等广泛而有力的支持。

在坎贝尔和拉特纳看来，“这场对华政策论辩各个方犯了错误”。为了证明此论断，他们举出了“鹰派乐观主义”的例证：这派人认为，只要充分保持对华优势，美国就能够阻止中国在军事领域试图与美国竞争。虽然这种观点不乏支持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对华强硬派人士不再提出中美可以避免竞争，而是认为美国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保持领先。倘若911事件不曾发生，小布什政府本会花更多精力推动鹰派的方针。而且奥巴马政府曾在2011宣布“重返亚太战略”，表明他也曾试图回到这条老路上。

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乐观地认为美国对华政策能够改变中国，或引导中美关系走入平稳、和平的轨道。曾有人质疑对华接触政策的有效性，警告称中美竞争极有可能激化，但坎贝尔和拉特纳却忽视了这些声音。与乐观主义者相同的是，这些怀疑论者也分不同的派系。当中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飞速发展的时候，曾有国际关系方面的学者（如塞缪尔·亨廷顿）提出告诫：在人类历史上，快速崛起的国家向来倾向于寻求区域甚至全球霸权，这往往导致它们与当下的主导性大国发生冲突。大约在相同时期，个别的国防分析人士（以国防部网络评估办公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为首）开始警告称：一旦中国拥有大量的精确打击常规武器，就将有能力抵消美国看似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从而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本世纪初，尽管美国有人提出中国正在开展农村选举、发展民间社团以及推进势不可挡的市场主导型经济改革，但有部分观察人士（如詹姆斯·曼恩、安德鲁·内森和裴敏欣）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的真实倾向与表面上的自由化背道而驰。

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怀疑论者一直处于下风，乐观主义者无论在数量还是影响力上都占据优势。在此期间，美国的对华政策越来越向一边倾斜，不断寻求与中国接触，却对制衡中国实力增长缺乏认识，未能对相应外交和军事政策投入充分资源，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向中国这个新兴战略竞争对手开放经济和社会带来的风险。

今日，美国及其民主盟友们面临一个日益富强的威权主义敌手，它充满雄心又缺乏安全感。中国领导人正尽其所能地以符合本国利益、捍卫国内政权的方式重塑亚洲和世界。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挑战，但它的到来不应使我们感到意外。

（作者为艾伦·弗里德伯格，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曾任美国副总统助理）

别急着放弃

坎贝尔和拉特纳把美国过去数十年的对华政策称作一场失败，这反映出华盛顿当局目前对中国政府国内外政策方向的看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二人的文章存在偏颇，文中描述美国政府官员对中国的期望和战略时往往有失准确，而且鲜少提及美国对华政策过去几十年来取得的诸多成就。

只有非常脱离现实的人，才会认为美国有能力促使中国放弃现有政体，并抑制其大国雄心。但是历史告诉我们，美国可以通过展现国家实力和利用共同利益，来改变中国追求自身利益的方式。因此，如果华盛顿当局草率地采纳坎贝尔和拉特纳的建议——不再尝试去影响中国的政策抉择，结果必将于美国不利。

在坎贝尔和拉特纳看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与中国的建交开启了数十年失败的对华政策——美国自始至终无法改变中国的政治轨迹。然而，中美和解的主要目的本来就不是去挑战中国政府的基本利益，而在于承认中美共同利益，与中国协作互惠。中国决定支持反对苏联的阵营，带给美国巨大优势，也沉重打击了苏联。比如，中国在与苏联和蒙古的边境线牵制了苏联大量兵力，超过苏联在各个华约成员国驻兵的总和。

通过与美国改善关系，中国领导人也逐渐意识到美国在东亚的存在能起到积极的稳定作用，因此默默接受了美日的结盟。正如坎贝尔和拉特纳指出的，如今中国政府对美日同盟的态度越来越不乐观，开始发展实力以反制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但目前来说，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亚洲国家将齐心协力将美军逐出亚洲。虽然极不情愿，中国分析人士依旧认为，美国的军事存在可以约束其地区内盟国，防止地方性冲突升级。华盛顿当局可以利用亚洲各国对稳定的共同渴望，同时清晰展示美国硬实力，以鼓励中国在东亚采取配合行动。

虽然1979年为了实现中美邦交关系正常化，美国在对台湾政策上作出了部分妥协，但在随后几十年中，即使中国大陆实力突飞猛进，美国也成功为台湾提供了保护伞。在承认“一个中国”的前提之下，美国与台湾保持了稳固的关系，使中国大陆不至于贸然发起统一行动。今天的台湾拥有自由富裕的民主政体。如果不是因为美国过去五十年来在两岸问题上采取了平衡、知情、坚定的态度，那么台湾几乎必然不是今天的样子。

美国对中国以及世贸组织采取的政策也加固了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网，它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繁荣，甚至可以说是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自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超过从中国进口增长的速度。中国目前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近期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以及外资企业转让知识产权，虽然都令人感到不安，但这并不是世贸组织协议的错，因为它只负责规范贸易行为。要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应签订更多协议，比如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极大改善现有协议的执行状况。

2005年，美国敦促中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扮演“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角色，成效虽不尽如人意，但也算不上失败。即便中国不情愿，也在美国的说服下更积极地为重大国际事务做贡献：比如减轻苏丹的种族屠杀暴力；促使伊朗就核问题进行谈判；向朝鲜施压使其回到弃核谈判桌上来。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寻求中国的合作，因为中国在这些动荡地区有极大的经济布局，可以单凭一己之力对抗国际压力。

坎贝尔和拉特纳似乎认为，中国为扩大影响力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包括发展军事实力，都属于修正主义。对他们而言，就连中国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该银行遵守国际发展贷款一切现行规范）的举措也属于修正主义，因为他们定义的国际秩序是“在美国领导下”的秩序。按照他们的逻辑，只有当中国停止增长，不再寻求更大的、与实力匹配的话语权的时候，美国政策才算是取得成功。这种评判成功的标准脱离了实际情况，无法引导美国更好地应对现实里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和影响力。

虽然美国永远不可能主导中国的对外政策，但它可以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塑造中国周边的环境，让中国精英明白打破稳定局面的利害关系。随着中国实力逐渐壮大，对其施加影响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并非不可能。要达成目标，应该遵循坎贝尔和拉特纳的建议，在东亚地区维持强大的存在，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事实上尼克松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都是这样倡导的。虽然坎贝尔和拉特纳把美国数十年来的对华政策贬为一场彻底的失败，但他们推崇的战略其实与原先基本无异。

坎贝尔和拉特纳有理由对中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种种内政外交政策感到担忧，就连中国内部许多观察人士也有类似的担忧。2007年时，几乎没有人能预料到接下来十年内发生的事情，所以责备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者过于天真、闭目塞听是有失公平的，因为他们本以为情况会更好。

最后，如果中国会发生渐进主义的政治变革，动力也必然来自中国内部。但美国应该继续鼓励中国领导人通过改善社会和市场自由来寻求政治稳定与繁荣。美国可以在两个方面采取行动：其一是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公民以及精英阶层树立榜样；其二是继续努力说服中国领导层，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带来的稳定和财富，将超过国家主义经济和威权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在中国仍然是股强大的力量，否则中国共产党就不会动用巨大资源去抵制它。

（作者为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普林斯顿大学世界和平与战争政治教授托马斯．克里斯滕森，以及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帕特丽夏·金）

时间将证明一切

坎贝尔和拉特纳有理由质疑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性假设。25年前，西方世界确信中国将向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转型。这并不全是冷战胜利使西方产生的幻象。根据社会科学的现代化理论，随着经济体接近人均年收入1万美元的门槛，日渐庞大的中产阶级将要求得到更多的自由。这种预期不仅来自西方的历史经验，也来自韩国等亚洲国家的现代史。而且，互联网的发展意味着人们能够获取前所未有的丰富信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说，控制互联网之难不亚于“把果冻钉到墙上”。但事实却证明，中国共产党很好地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这些理论错了吗？从短期来看，它们确实错了；但从长远来看，下结论还为之过早。也许，我们还要等上几十年时间，历史才会证实现代化理论的真伪。

尽管如此，美国对华政策并不是完全失败的。1994年我负责主编美国国防部的《东亚战略概观》时，美国已经意识到遏制中国、阻止其发展经济的策略终将失败，因为它得不到地区内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我曾对国会说，把中国当作敌人对待，终将把它变成美国的敌人。而使中国融入国际秩序，即便无法确保中美世代友好，也能保留一系列合作的可能性。

为保险起见，美国还设计了另一套兜底政策，防止误判中国。坎贝尔曾在其他文章中指出，在美国的亚洲大战略上，某些美国人主张从中国着手，采取由内而外的方式。

另一些人则主张由外向内，通过缔结地区同盟关系稳定局势，制衡中国力量。这正是克林顿政府选择的战略。

1994年，我们开始复苏此前低迷的美日安全同盟。它被许多美国人认为是冷战的遗留物，有人甚至担心日本经济会给美国造成威胁。在日本，许多政治家认为美日安保条约已经过时，日本应转而靠拢中国或依靠联合国来确保自身安全。经过两年的艰难努力，我们终于在美日两国削弱了此类立场的支持度。美日两国于1996年4月签署了关于安全同盟的联合声明，使美日安保条约成为后冷战时期东亚稳定繁荣的基石，一直延续至今。部分鹰派人士认为中国有意把美国驱逐出西太平洋地区，或至少将其封锁在第一岛链以外。但由于地处岛链核心的日本出钱让5万美军在日驻守，因此中国没有权力驱逐美军。

没有人能准确预见中国的长远未来，就连中国领导人也不确定。如果美国能维持与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同盟关系，持续发展同印度的良好关系，就能在亚洲权力平衡中手握王牌。与中国相比，美国的优势不仅在于军事实力，还体现在人口结构、技术、货币储备以及能源独立等方面。我们不必过分夸大威胁吓破了自己的胆。华盛顿方面可以在未来几十年内静观北京的动向。在此期间，中美两国可以在气候变化、流行病、核扩散、恐怖主义和金融动荡等问题上进行互惠互利的合作。

如此看来，美国的错误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就战略赌博而言，由外而内的美国对华政策有着超乎质疑者想象的强健生命力。

（作者为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

合则两利

坎贝尔和拉特纳提出，美国需要调整其对中国的基本假设，寻求一种更可持续的双边关系。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二人赖以推导出该结论的历史和当代背景都存在严重缺陷。美国如果基于这种错误推理重新设计其对华战略，将破坏世界稳定性并削弱美国地位。

首先，二人在评估美国对华政策时，错误地认为美国一直未能引导中国改变行为。坎贝尔和拉特纳遗漏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例子，他当年对中国打开外交大门，曾使中国政策朝对美国有利的方向改变，此举堪称决定冷战结果的关键因素。其次，中国参与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过去三十年里为全球经济扩张和互联互通做出的贡献恐怕超出世界任何国家。十五年前，中国宏大战略学者郑必坚曾用“和平崛起”一词来形容中国的发展。许多人质疑大国崛起的方式不会变得如此和平，但在很大程度上，和平崛起已是既成事实了。

从古至今，大国崛起都伴随着暴力和破坏。雅典帝国、罗马帝国、大英帝国以及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都侵略了数不尽的国家和领土，夺去了无数条性命，征服了大量人口，才得以崛起。与它们相比，中国崛起的速度更快、规模更大，但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是和平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成功融入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正如坎贝尔和拉特纳承认的那样，中国在已加入的国际机构中参与度非常高，例如亚太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二人指责中国没有对美国在亚洲的同盟体系给予充分支持，甚至有时还试图削弱它，而这种同盟体系是亚洲秩序的基石。既然中国被这个同盟体系排斥在外，美国就不应指望中国顺从于一个违背其国家利益的体系。

像坎贝尔和拉特纳这样的美国精英认为，目前的国际秩序赋予美国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其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的权力，使其能够用军事手段强制执行华盛顿方面认为正确应用的国际规则。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并没有给予美国这样的合法性。联合国宪章对国家主权做出了特别保障。尼克松向中国示好后，中国选择加入的是这样一种国际秩序；北京方面从未接受美国在冷战后对国际秩序做出的修订——它扩大了美国同盟体系的势力，允许其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攻击或入侵主权国家。

中美两国应该而且必须进行合作，以确保21世纪是和平且有效益的。中美双边关系有必要做出调整，但其基础应该建立于对历史和当代背景的正确理解之上。如果美国精英继续认为自己的国家天然享有全球霸权，那么美国将加速自身的衰落。世界太大，太多发展中国家正在迎头赶上，一个仅有3.25亿人口的国家绝不会成为世界唯一的统治者。

但如果美国能放弃冷战之后产生的必胜主义，回归那些使20世纪成为“美国世纪”的重点因素——重建国内社会凝聚力，实现更公平的财富分配，投资于未来——它便能够在竞争愈发激烈的世界中脱颖而出，而无需把中国或其他国家树立为自己的敌人。如果美国能够给予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大国应有的尊重，承认两国天然的影响力范围，便有机会长期保持其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

（作者为上海风险投资家、政治学学者李世默）

坎贝尔和拉特纳的回应

在《思虑中国》一文中，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直截了当的论断：美国对华政策，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对华政策，建立在相信中国将逐渐自由化并广泛接受现有国际体系的基础之上；但这些愿望与中国实际的演变情况落差越来越大; 而这种落差呼唤我们对美国战略重新进行评估。

以上几篇对我们文章的回应都就如何理解和推动美中关系做出了深思熟虑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文章的历史背景和遣词用句受到了质疑，但核心论点几乎没有受到挑战。

无可否认，如果我们的文章能在某些地方阐述得更清楚或更详细会更好。确实，除去试图塑造中国未来的野心之外，美国政策还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推动。尽管如此，我们坚持认为，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过程中深受一种假设的影响，即中国将朝某个方向发生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期望并非如芮效俭所说的那样，仅仅是证明政策目标合理性的政治话语。

仔细阅读我们的文章就会发现，某些条件反射式的批评是缺乏根据的。我们并没有像托马斯·克里斯滕森和帕特丽夏·金所说的那样，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彻底失败了。这种误解部分源于我们原文省略了部分内容。我们本应更突出地强调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成果，包括重塑冷战态势的伟大外交开放。不过我们的确提到了中美接触产生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引导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作出重要贡献，包括遏制伊朗和朝鲜的拥核雄心。批评者有理由将多边气变合作与海峡两岸稳定说成是中美关系的成就，我们也同意环境与全球卫生是未来中美合作的重要领域。

尽管如此，即便中美两国有着几十年的外交往来和坚实的经济关系，双边合作仍然艰难且范围有限，除了某些双方利益一致的特殊时刻之外很难持续下去。个中有很多原因，但如今中国面对特朗普政府威胁采取惩罚性措施时，反而比过去几十年面对更密集、更有礼有节的战略接触政策时更愿意做出让步（例如在朝鲜问题和贸易上），这很说明问题。这并不表示我们赞同特朗普总统的做法，只是要指出前几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几乎从未触及中国的底线。未来的美国官员将不得不面对这个令人不舒服的现实。

我们从未说过美国的决策者过于天真或闭目塞听。例如，与批评我们的人的论点相反，我们认为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基础在于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适度预期，而不是对中国立刻民主化的盲目乐观。在我们看来，鉴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存在太多不确定性，当时的许多评估其实是合理的。尽管如此，中国现在很明显在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其方式是美国决策者未能预料或原本希望阻止的。

一些批评者要求我们更加耐心，认为中国的政治演化尚未完成，美国应努力专注于赋予中国的改革者以权力，用克里斯滕森和金的话来说就是“说服中国领导人”放弃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模式。然而，继续按照美国希望中国成为的样子而不是中国实际的样子来设计政策，只会抑制美国有效应对中国挑战的能力。虽然我们也认为中国人会从代议制中受益，但中国近期不可能发生变化。美国需要制定一套战略，与一个在国内外都坚定反对自由主义的中国进行合作和竞争，尽管我们希望中国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非常同意艾伦·弗里德伯格的观察，即多年来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存在健康的争论，其中不乏反对声音警告称，美国的决策建立在过分乐观的预期之上。但这些反对意见没有成为主流。在苏联解体、90年代中期台海危机、911袭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2年习近平成为中国领导人等重大事件发生后，美国多次回归此前的共识。然而，目前中美关系处于过去从未出现的紧要关头，部分原因是美国不能再误判中国的未来，其代价比前几十年大得多。中国日益强大的实力与北京方面倾向于不按全球规范运用实力的行事方式表明，对中国的思虑是极其必要的。

对我们文章的部分反对意见集中于一点，担心重新思考美国对华政策必然导致另一场冷战。我们并没有呼吁美国像遏制苏联那样遏制中国，事实上，我们明确排除了孤立或削弱中国的做法，这样的目标是是不明智的。有些评论者认为美国传统对华政策的替代方案就是遏制政策，这恰好证明了当前的政策辩论严重缺乏新思想和战略选择。

此外，重新审视美国对华政策不等于赞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特朗普政府处理亚洲事务方式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即使其中大部分只具备雏形），但我们认为在贸易、同盟、人权和外交上秉持“美国优先”的态度，将导致美国面临“热衷对抗但缺乏竞争力”的风险。海内外分析人士应该将必要的对华政策辩论与对特朗普的批评区别看待。

我们同意王辑思和约瑟夫·奈的观点，即美国实力有着强大的基础。美国拥有一流的大学、创新型企业、有利的人口趋势、强大的同盟关系以及丰富的能源资源，这些都为保护及推动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我们还认同，华盛顿当局应该解决国内政治失能、财政责任缺乏担当以及收入不平等等问题，它们对美国未来的威胁不亚于任何外国势力。

我们写《思虑中国》的目的是质疑旧的共识，并引发各方就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性假设进行辩论，而不是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美国分析人士和决策者需要调整视角，努力看清新的现实。希望我们的文章和上面诸位作者的回应标志着我们在朝这个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