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政经参考

文/方晋

编者按：中国地大物博，然而人口也多，相对来说土地要素并不丰裕，土地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土地政策必须要改革，然而道理大家都懂，却为什么迟迟看不到改革推进？不合理的制度导致错误的“激励”，错误的“激励”导致错误的行为，改革势在必行。

错误的“激励”导致错误的行为

按照经济学的假设，人都是理性和自利的，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正确的激励导致正确的行为，错误的激励导致错误的行为。例如，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短期内的供给可以看作是固定不变的，但仍然可以通过改变其用途来提升其产出效益。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土地要素并不丰裕，但通过集约方式利用土地或提升土地使用效率，扩大土地要素的供给仍然是可能的。但在实践中，现有的体制对不同土地的用途做了严格的划分，对土地的流转做出很多限制，使得土地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城镇土地属于国有，政府成为土地的唯一卖家。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土地价格一路走高并带动房地产价格上升，造成了十分不利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一方面，高房价和高地价抬升企业成本，削弱企业竞争力和后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房价泡沫化导致资金大量涌入房地产市场，给整个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稳定带来风险。同时，社会财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引发较大社会问题。而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虽然承包给农民，但个人并不能将其流转。一方面这限制了土地供应，阻碍了城市化发展，同时阻碍了农村土地的集约利用，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农民无法通过土地流转获得收益，也限制了农民的自由流动。

“道理大家都懂，却为什么……”

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囿于各方面压力屡次采取抑制房价的措施，但每次都从需求端着手，采用限购甚至控制土地供应等措施，结果是南辕北辙，越调控房价越高，还造成为获得购房资格而离婚的荒唐现象。如果从供给侧着手，积极扩大土地供应，地价和房价都能得到有效抑制。但道理大家都懂，却为什么迟迟看不到这样的改革推进？在中央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的情况下，土地出让金作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地方政府有很强的激励通过控制土地供给实现卖地收入最大化。同样的道理，如果投资房地产的回报远远高于投资实业，而且风险和麻烦要少得多，理性的企业家自然会做出这一选择。而居民面对飞涨的房价和相对缩水的存款，也不得不为了获得买房的资格而选择离婚。

可见，是不合理的制度导致错误的激励，错误的激励导致错误的行为和不利的后果。只有通过供给侧改革，改变不合理的制度，通过正确的激励，引发正确的行为和有利的结果。如改革央地财政关系，让两者财权事权更加匹配，在保持宏观税负稳定、不损害经济效率的前提下允许地方政府开拓新的收入来源；改革房地产宏观调控思路，由抑制需求改为扩大供给；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允许农村集体用地土地入市，确权颁证之后允许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自由流转等等。

真的相信“计划优于市场”？

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赶超心态，每当看到发达国家提出新概念、新产业、新商业模式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就开始着急，生怕中国错过了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但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是不可能预测的，只能在发生以后被确认。第一次工业革命从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200 年了，到今天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还在争论促成这次革命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在英国发生而不是其他国家。连过去的事情都没搞清楚，怎么可能成功地预测未来？如果下一次工业革命是无法预测的，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的押宝式的政策可能要打水漂。

尽管如此，我们的政府官员仍然热衷于制定各种规划，搞财政补贴，制定产业目录，出台各种扶持政策，希望中国能够在新技术领域弯道超车，一举赶超发达国家。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在《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曾写到，计划体制下的官员只有少数人真正相信计划优于市场，多数官员热衷于规划和审批的原因是这些权力可以给他们个人带来好处。中国作为一个转轨国家，许多权力部门仍然对经济运行和发展掌握了极大的干预能力，而且市场经济使得官员手中的权力能更好地变现，因此他们往往打着发展经济、鼓励创新等名义制定各种规划和扶持政策，通过设置审批权限逼着企业来寻租。

这种扶持政策不仅造成严重的腐败，而且往往是无效的。通过产业扶持政策来促进某些产业的发展，既会扭曲产业内部的资源配置，也会扭曲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一个朝阳产业，即使没有政府扶持，也会有很多企业进入，如果让他们公平竞争，结合中国的后发优势和特有的规模优势，完全有可能产生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产品和技术。但是政府一扶持，就会有过多的企业进入，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好企业也无法脱颖而出，反而延误了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时间。

放松≠无所作为

现在，产能过剩不但出现在国有企业为主的传统产业，也出现在私人企业为主的新兴产业，不能不说是拜这种扶持政策所赐。设计不合理的扶持政策还会扭曲企业的激励，使他们把获得政府补贴作为主要目的，而不是真正去搞创新。根据财政部对“电动汽车骗补”的调查显示，骗补的既有无资质、无技术、无市场的三无企业，但也有不少民族汽车行业中的希望之星。美国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在《经济增长的迷雾》一书中写到，如果私人部门从“寻租”中获得的好处大于从生产中获得的好处，那么这种激励将指挥他们致力于重新分配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

因此，要想真正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政府应退出相关活动在微观层面的决策，特别是要放弃押宝式的扶持和促进政策，让市场自主选择技术路线、商业模式、产业布局，并通过公平和充分的竞争产生赢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政府实际上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一是要大力投入基础研究。重大的创新和技术进步都是建立在基础理论和基础研究的重大发现和突破之上，而基础研究周期长，不确定性大，有很强的外溢效应，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一般不会对其投入，必须以政府为主投入。二要加强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不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就无从谈起。三是塑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对于破坏市场环境，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应通过加强监管来矫正。四是培养创新型人才，改革教育体系，把培养具有创造力、好奇心、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置于优先位置。换句话说，政府要供给基础知识、法律保障、市场环境和人才培养，这才是真正的供给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