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王延春

硅谷创投教父彼得·蒂尔（Peter Thiel）被人们看做是“一位逆向投资者”。最著名的投资则是——他是硅谷唯一高调支持特朗普的人。现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人们才恍然大悟：蒂尔的确能把握“做个少数派”的机会。

此前，彼得·蒂尔不但高调为特朗普站台演讲，而且还出钱出力。对于这一点，彼得·蒂尔不仅直言不讳，而且依然坚信他的“少数派”选择之路。他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旧常态失灵、失效了，正因如此特朗普才当选了总统。特朗普总统决意做出新尝试，如果他行事一切照旧，那反而成问题了。”

作为硅谷风险投资人，PayPal联合创始人兼硅谷Facebook董事会成员，彼得·蒂尔让中国人熟知是因为他的一本畅销书（《Zero to One》），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横向的发展，也就是从1到N，复制某种可行的模式从而推广并大规模使用；另一方面是纵向的发展，也就是从0到1，不断做新的尝试。有中国学者提出，美国的从0到1的能力，加上中国的从1到N的能力，将给双方带来巨大的合作红利，对此，彼得·蒂尔坦言，“我认为，美国公司和中国公司的确能够互补，但两国的公司都极具雄心壮志。美国公司想要拥有最大的规模，中国公司渴望创新。双方都希望实现多元经营而非局限于一种产品和一个产业。”

显而易见，彼得·蒂尔对“美国研发＋中国制造”的合作路径并不认可，他认为现在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已经出现了很多明显不同的特点。他含蓄地指出：“由于两国的公司都给予本国市场更多的关注，美国公司可能会努力在美国制造更多产品，中国公司可能在中国进行更多的设计。但无论如何，美国公司将继续寻求与深圳等拥有强大基础设施的城市建立合作关系。”

“从0到1”的创新正在中国大地发芽，中国的设计也在艰难地拱出泥土。那么，如何促进中国独创性的企业更多地诞生？彼得·蒂尔忠告：在美国，我们看到在信息科技领域有如此多的创新，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对这个领域的管控比其他行业少。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政府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放手。这样才能激发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彼得·蒂尔告诉《财经》记者：“我认为最大的灵感来源于成功企业家的示范作用。从这个角度而言，向马云和马化腾等企业家的非凡事业学习，其影响力可能会超过任何政府项目。”

《财经》：在美国大选之前，硅谷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特朗普，但你逆势而行，为特朗普站台助威，并成为特朗普过渡团队的成员。一些人可能担心特朗普走得太远，你现在依然保留这份支持吗？

彼得·蒂尔：旧常态失灵、失效了，正因如此特朗普才当选了总统！特朗普总统决意做出新尝试，如果他行事一切照旧，那反而成问题了。

《财经》：你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制造业回流计划，这会加强还是削弱美国的竞争力？

彼得·蒂尔：之前的历届政府始终关注着政府计划和转移支付，但对选民而言，有一个好工作比获得政府的直接援助要重要得多。我想特朗普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是正确的。

《财经》：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会否对硅谷的文化生态和创造力造成伤害？

彼得·蒂尔：硅谷会继续保持强大。特朗普总统并不想阻止移民，他想要做的是吸引最有才能的人，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早就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对美国和硅谷都是有利的。

《财经》：如何看待“美国研发＋中国制造”这一过去数十年来卓有成效的合作模式的前景？

彼得·蒂尔：由于两国的公司都给予本国市场更多的关注，美国公司可能会努力在美国制造更多产品，中国公司可能在中国进行更多的设计。但无论如何，美国公司将继续寻求与深圳等拥有强大基础设施的城市建立合作关系。

《财经》：如何看待中美科技合作潜力，有人说美国的从0到1的能力，加上中国的从1到N的能力，将给双方带来巨大的合作红利，您如何看？

彼得·蒂尔：我认为，美国公司和中国公司的确能够互补，但两国的公司都极具雄心壮志。美国公司想要拥有最大的规模，中国公司渴望创新。双方都希望实现多元经营而非局限于一种产品和一个产业。

《财经》：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依靠资源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创新对中国未来发展极为重要。但是，对于什么是创新、如何推动创新等问题，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对中国的创新路径你有什么建议？关于创新，你对你的中国同行有何建议？

彼得·蒂尔：我想要告诉中国的企业家们不要盲目相信趋势。如果所有人都在讨论你经营策略的要素，那就意味着你要面临很多竞争。

《财经》：你认为中国人比较悲观，因为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中国的未来有乐观的理由吗？你觉得中国未来几十年会发生什么？

彼得·蒂尔：在中国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悲观主义，而是我称之为“计划”的态度。“计划”性的思想意味着做长期计划而非一步一步地随机适应。你做明确的计划时，会将制约和限制因素都考虑在内。我想中国人很清楚未来增长所面临的局限。这看似是悲观，但实际上它能够激发创造力。中国人知道自身的局限性，而且清楚未来不会自动变得美好，正因为如此，他们知道必须努力奋斗，而这让他们更有可能通往成功。

《财经》：《从0到1》这本书讲到独特性、不可复制性，你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创造怎样的环境，才能促进这类独创性的企业更多地诞生？

彼得·蒂尔：这很难说。在美国，我们看到在信息科技领域有如此多的创新，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对这个领域的管控比其他行业少。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政府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放手。

《财经》：创新来源于企业家精神，来源于企业家开发新的产品，创造新的生产方式，这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中国政府怎样做才能激发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彼得·蒂尔：我认为最大的灵感来源于成功企业家的示范作用。从这个角度而言，向马云和马化腾等企业家的非凡事业学习，其影响力可能会超过任何政府项目。

《财经》：目前，中国正在试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本质上是草根活动。依靠民间力量的创新是否是一条探索之路？这一草根活动还需怎样的市场机制？

彼得·蒂尔：人们下定决心、白手起家之时，创新就会产生。一个毫无经验的人做一项不熟悉的工作，可能会创造出连专家都从未想到的发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不同的人进行小规模的创业可能是有利的。重要的是他们要做不同的事，而非以同样的方式在同一事业上竞争。